古代历史着名人物 第229章 清廷重臣那彦成：从翰林新秀到朝堂柱石

    一、早期经历

    那彦成作为清朝乾隆朝名将、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在清朝官场上具有较高的起点。他的家族背景不仅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也为他在仕途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那彦成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了进士，这标志着他在科举制度下的初步成功，也意味着他从此步入了朝廷的精英行列。成为进士之后，那彦成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对才华出众者的特殊荣誉，也是进一步升迁的重要台阶。不久之后，他担任了翰林院编修，并开始进入核心权力机构之一的南书房供职，表明他的才能得到了皇室的认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那彦成被任命为内阁学士，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在此期间，他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那彦成先后担任了工部侍郎和户部侍郎，并且还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些职务涉及到了国家建设与财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显示了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才能受到了重视。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权臣和珅因贪污被罢黜，那彦成迎来了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并兼任镶白旗汉军都统。

    二、镇压起义

    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事件。这次起义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起源于对官府腐败、赋税沉重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不满情绪。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樊学明，而张汉潮则是起义军中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们在湖北襄阳发起的反抗行动迅速波及到了周边省份，包括陕西等地。

    由于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广泛，加之起义军熟悉当地地形，能够灵活机动，这使得清廷的镇压行动变得异常艰难。清廷最初派遣了参赞大臣明亮、成都将军庆成以及陕西巡抚永保协同作战，但由于三人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导致了四年的僵持局面，起义军得以继续活跃。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决定调整战略，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负责督率明亮的部队，并且撤换了庆成和永保。明亮在得知自己需要听命于那彦成后，开始积极行动，最终成功击败了张汉潮的部队，并将其处决。然而，这场胜利并未能彻底平息起义，因为起义军的余部仍在继续抵抗。

    张汉潮被杀后，起义军的核心力量分散，其中一部分由冉学胜领导，他们撤退至秦岭山区，利用复杂的地形进行游击战，给清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那彦成虽然多次击败起义军，但未能阻止其进一步向湖北、河南等地扩散。

    在此期间，清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总兵施缙在战斗中牺牲。嘉庆帝对于那彦成未能有效控制局势感到不满，认为他没有尽到职责，导致起义军的力量扩散。因此，嘉庆帝下令剥夺了那彦成在军机处和南书房的所有职务，并要求他返回京城报告详细的军事情况。

    三、仕途受挫

    在处理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那彦成作为钦差大臣的表现并未达到嘉庆帝的期望。尤其是在张汉潮被杀之后，起义军的余部依然活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威胁着清廷的统治。面对这样的局面，那彦成对局势的评估比朝廷所获得的情报要悲观得多。当嘉庆帝询问起义军是否可以被彻底平定时，那彦成却以“天命劫数”这样模糊而消极的态度来回应，这种回答显然无法让嘉庆帝满意。

    在嘉庆帝看来，“天命劫数”的说法不仅没有展现出积极解决问题的决心，反而显得像是推卸责任，缺乏作为臣子应有的忠诚与担当。这样的回答无疑激怒了嘉庆帝，他认为那彦成的态度不仅不利于鼓舞士气，反而可能动摇军心，影响到整个平叛行动的进展。

    因此，嘉庆帝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免除了那彦成的尚书、都统等重要职务，并将其贬谪为翰林院侍讲，以此作为对其态度和表现的惩戒。

    四、再度起用

    那彦成在经历了仕途的重大挫折后，并未就此沉寂。嘉庆七年（1802年），他逐渐获得了朝廷的信任，再次升任为内阁学士。这一年，他还被委派处理广东天地会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冲突。那彦成凭借其出色的治理能力，妥善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得到了嘉庆帝的认可与嘉奖，并很快被晋升为礼部尚书。

    在嘉庆九年（1804年），那彦成的职位进一步提升，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随后出任陕甘总督，肩负起当地治安管理的重要职责。鉴于他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所表现出的一些不足，如过于自负等性格上的弱点，嘉庆帝多次提醒他要克服这些缺点，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

    不久之后，那彦成又被调任为两广总督，主要负责广州的对外贸易事务以及打击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在这段任职期间，那彦成采取了灵活的策略，通过奖赏或赦免的方式成功招降了五千余名海盗，有效地削弱了海盗势力，保障了海上贸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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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彦成在处理海盗问题时，也因过度使用赏赐的方法而受到批评，甚至因此遭到了弹劾，并被发配至伊犁军台，以示惩罚。

    不过，那彦成的才能并没有被完全埋没。嘉庆十二年（1807年），他再次被朝廷重用，先后担任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及江南副河道总督等职。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又回到了陕甘总督的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

    五、平定教乱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中国北方地区爆发了由天理教领导人林清和李文成主导的大规模起义。此次起义迅速发展，对清廷构成了严重威胁。起义军在多个地区活动，其中林清在北京郊区的黄村组织起义，而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领导另一支起义队伍。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清廷最初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负责镇压，但由于温承惠未能有效控制局势，清廷决定派遣更有经验的那彦成前往指挥。那彦成当时担任陕甘总督，因其在之前的平叛行动中有过成功的经历，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协调直隶、山东、河南三地的清军力量，全力镇压起义军。此外，清廷还调派了杨遇春协助作战，加强了镇压力量。

    那彦成接到命令后，立即从陕西潼关出发，率领军队经孟津渡过黄河，抵达河南卫辉。在卫辉，那彦成了解到滑县一带起义军人数众多，达到了三万之众。面对如此庞大的起义军，那彦成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战略，集结兵力，对起义军进行了包围。

    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那彦成指挥清军对起义军实施了围剿。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清军严密的包围下，逐渐陷入了困境。最终，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李文成和他的几位主要同伴在被围困的情况下选择了自焚，以身殉道，表明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对抗到底的决心。

    随着李文成等人的牺牲，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力量，起义也随之失败。那彦成因在此次镇压起义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嘉庆帝的高度赞扬，并因此被授予太子少保衔，加封为三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并获准祭拜其祖父阿桂的陵墓，彰显了皇恩浩荡。此外，那彦成还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表彰他的功绩。

    六、再次被贬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那彦成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因涉嫌滥用赈灾粮食款项而面临严重的指控。赈灾款项本应用于救济受灾民众，但那彦成却因管理不当或挪用资金而遭到弹劾。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渎职和腐败，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也损害了清廷的声誉。

    在调查之后，那彦成的行为被认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他被判处死刑。然而，那彦成在得知判决后迅速筹集资金，赔偿了所有涉及的款项。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也显示了他在紧急时刻的应对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

    与此同时，正值那彦成的母亲去世，这使得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那彦成更加处境艰难。嘉庆帝考虑到那彦成在平定天理教起义中所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仍有可取之处，并未选择执行死刑判决。相反，嘉庆帝决定给予那彦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原本计划将其发配至伊犁军台服役赎罪。

    但是，鉴于那彦成母亲去世的情况，嘉庆帝最终决定宽恕那彦成，免去了他的流放处罚。

    七、东山再起

    在清朝嘉庆与道光年间，有一位名叫那彦成的重臣，其仕途跌宕起伏，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展现才华，实现“东山再起”。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那彦成的职业生涯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讲，这一职位不仅标志着他学识的认可，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他步步高升，历任理藩院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高官，展现了卓越的行政才能和法律智慧。

    然而，仕途并非一帆风顺。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那彦成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陕甘总督。这一任命背后，是青海境内的一场民族纠纷：黄河以南的藏民突然袭击了黄河北岸的蒙民，导致双方关系紧张。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那彦成迅速行动，他首先果断地逮捕并处决了挑起事端的藏民首领，有效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他切断藏民的武器供应，对受害者蒙民进行安抚，并在沿河地区增派军队，对藏民实施严格管制，以此确保地区稳定，最终成功平息了这场纠纷。

    道光五年（1825年），那彦成的仕途再次迎来高峰，他第二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一职务使他成为北方重镇的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维护地方治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

    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地区爆发张格尔叛乱，局势动荡不安。由于那彦成对新疆情况了如指掌，他频繁受到道光帝的召见，成为皇帝决策时的重要参谋。清军平息叛乱后，那彦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处理战后善后事宜。他深知稳定边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对参赞大臣的考核与监督，提议允许他们携带家眷赴任，以稳定人心，增强官员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同时，他亲自参与并主导了新疆城垣的修建工作，强化了边防要塞的军事部署，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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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彦成的努力与成就得到了道光帝的高度认可。同年，因他在战后善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被赐予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象征荣誉的双眼花翎，其肖像也被绘制并陈列于紫光阁，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八、晚年

    道光九年（1829年），那彦成接到了诏书，被召回北京。在此之前，他已经历经了多次仕途起伏，包括因滥用赈粮款项而被发配伊犁军台，后因母亲去世及嘉庆帝的宽恕而免于发配。回到京城后不久，那彦成再次被委以重任，重返直隶总督的岗位。

    就在那彦成回到直隶总督任上时，新疆边疆再次爆发了冲突。处理此次事件的钦差大臣认为，这次边疆纷争的根源在于那彦成之前平定张格尔叛乱时采取的政策。那彦成在处理张格尔叛乱时，实行了“没收财产、禁止贸易”的严厉措施，这可能激化了当地的矛盾，导致了后续的不稳定局势。

    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廷正式认定那彦成在处理新疆事务上的政策失误，导致了边疆局势恶化，因此以“误国肇衅”的罪名将其革职。这一决定反映了清廷对于边疆治理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官员决策失误的严肃态度。

    两年后，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彦成去世，享年七十岁。尽管他在晚年遭遇了革职的打击，但道光帝在回顾其一生功绩时，仍然肯定了他在平定起义方面所做的贡献。为此，道光帝特赐予那彦成尚书衔，并追赠其谥号为“文毅”，以表彰其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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