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一节 史迪威
可惜,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范哈儿在看着欧洲形势的发展,远在大洋彼岸的老美,早就在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想进入干涉欧洲的圈子,现在欧洲的形势发展,自然让美国人也不会错过很多商业和政治机会。
就在范哈儿忙着插手欧洲各种经济活动的时候,他在欧洲的商贸代表,却是发回来很多信息,基本声称在当地遭到了美国经济界的极大竞争,而且很明显,因为种族和文化原因,美国人在欧洲的商贸行动,远比范哈儿他想在欧洲进行的商贸活动,要顺利的多。
对于这样的情况,范哈儿根本没有办法。
他这个时候交好美国人还来不及呢,哪里敢跟他们翻脸,只是私底下利用一些先知先觉,来误导一下美国人,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却还是必须。
眼下欧洲潜在的利益,对于范哈儿这个扰乱历史的人物来说,几乎是遍地黄金的世界,几乎处处都有可以利用的地方。而且他们能给范哈儿带来的好处,绝对远远超过让他在南京指挥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空战。
不过范哈儿在经过认真抉择之后,还是毅然决定,继续留在南京指挥作战,暂时不离开国家去任何地方。
因为他认为,眼下中国首要敌人,就是日本。
如果在面对日本时有任何放松,由此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惨重损失,就算自己的在欧洲、在美洲,取得了再大的战绩,也是无法弥补。
要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实在侵华战争已经爆发之后,那自己没办法之下,也许只能走从欧美发展,曲线回来救国的途径了。但是现在自己经过几年发展,在中国已经积聚了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成为抗击日军入侵的主力。
范哈儿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费正清一样,坚决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源于自身的体制和积弱,但外在原因,最大的却绝对算是日本。
如果只看行动效果的话,正是日本的几次侵华战争,才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不断的被削弱。
中国在18世纪时,政治、经济、学术方面应该还算成功的,甚至当时中国有很多方面是西方人学习模仿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养成了下午两三点喝茶的习惯。他们模仿中国人品茶的方式,花钱买了很多瓷器、茶和丝绸。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把政治和贸易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是贡赐关系。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英国,都需要向中国进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贸易市场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出大量消费品。
也可以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就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很富足,却不生产什么吸引其他国家的东西。在书里,我们还通过分析中国为什么是世界贸易中心,当时士大夫的角色和用处,社会是怎么样的,大众文化是怎么样的,妇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提出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的18世纪保守的,但不是失败的,而是成功的、领先的。
满人要统治新疆、西藏、蒙古,都是靠汉人的支持,他们派军队到敦煌、喀什,而在那边打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当时清朝在政治体制和农业生产上采取了很多创新,刚柔并用,残酷和怀柔相济,最终使社会稳定了,也出现了人口和税收的大幅增长。满人皇帝可以派兵到西藏、新疆、蒙古,也可以让士大夫和耶稣会传教士跟着他们,给他们画像画地图,扩大土地。
到19世纪,人口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乾隆时代已经有3亿人口,到了太平天国时代,人口已接近4.5亿,人这么多,但是农业生产还是原始和传统的,于是解决温饱的压力非常大,这是在唐、宋、明朝都未曾遇到过的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方式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朝廷意识到,需要新的生产方式了,中国的士大夫们,又在汉人开明士绅的带领下,第一次开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科技。
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一样,在同一时间,开始了政治和文化改良。
当时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间,上海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办了洋学堂。后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京师大学堂设立,各省也开办了洋学堂。再后来,海军衙门设立,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和湖北汉阳枪炮厂,国家开始步上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轨道,整个国家的发展态势良好。如果仅从技术和财富积累层面上讲,洋务运动其实还是非常成功。
但是到了1890年代以后,中国碰到一个钉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战争。
西方人都以为中国会赢,因为中国海军军力是日本的两倍,但问题是中国的海军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们没有配合起来作战。中法战争的时候,北洋海军没有来支持福州的海军,甲午战争的时候,福州海军没有去帮李鸿章。如果中国海军抱成一团的话,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的大炮居然是哑炮,点不着火,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实发生了。
甲午战争不是两个落后的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中国有65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11名,双方的战舰都很现代,都是蒸汽动力船。
当时全世界都很关注这场战争,这是第一次现代化的海军作战,之前从未有过先例。日本的战舰很轻,速度较快,机动性强,放炮比较快;中国的战舰很重,速度比较慢,放炮也比日本战舰慢,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意识到,战舰的速度快比较好,船应该比较轻一点,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海军的建设。
但是这次由日本野心挑起的战争,中国最终反正是失败了。
不管这里面是不是体制的问题啊,民族的问题啊之类,很多人都会从自身或者战争之外找问题,但不能否认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日本人先攻击了我们,而且是用血腥的手段击败我们后,又狠狠的从中国身上割走了一块肉,让国家和民族元气大伤,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要因此而负责进行战争赔偿。
没有人去追究打败我们的人,中国人很自觉,知道敌强不如己强,关键还是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大家很“理智”。一股脑放弃了找割肉者的麻烦,忙着强身舰体,从自身找到了打不过人家的原因。
说起来,即便是到了今天,这样的观点,还是被人称道。
不过有一点可能出乎大家的预料,就是自己强大了以后,会为以前的被攻击而复仇么。事实上,任何一个理智的当权者,都不会选择这么做。因为按照大多人的观点,他要是真那么做了,他就是希特勒。
有个玩笑话说的很有意思,美国人是我想打谁就打谁,英国人是美国想打谁我就打谁,俄罗斯是谁打我我就打谁,而现在中国的情况,却是谁打我我就强国路,谁再打我,我就继续走强国路,继续……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家、革命家便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汉朝、唐朝、明朝就开始的,是程朱思想的问题,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原因。日本则觉得它是第二个中华帝国,是东亚最强的国家了。日本上台,中国下台,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当时这方面的评论非常有意思,日本人从那时开始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国家。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开始去日本留学,比如鲁迅这些人,他们都学会这个新看法,以日本明治当作表率,认为中国是落后的。那时候的汉人革命家需要一个落后的中国,然后他们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的话,历史将完全和现在不一样。
从18世纪到19世纪看,好像是两个故事,18世纪的故事是中国成功的故事,19世纪是中国失败的故事,这种差异不是一个错误,而是视角和观点的问题。从现在很多史实来看,哪个年代的中国,虽然体制极其**,但是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力,却是在世界上绝对占据了较高地位的。
但为什么当时人认为19世纪中国是落后、无能的呢?这个故事不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领朝鲜,明朝就支持朝鲜,打败了日本人,结果日本人就没办法了,回国了。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认为自己超过中国,他们的学生到西方去学习,日本是东亚西化最成功的国家,然后中国的学生又到日本去学习了。
日本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大,他们了解中国字、中国历史、中国的艺术、文化,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制造这样的观点和论据。
但事实是,虽然洋务运动暂时失败了,但对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民国的时候,江南制造局仍然在制造飞机。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内部的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两者共同作用下,局面就变得尤其困难了。
而另外一个现实是,当时的中国在学习日本过程中,不仅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变得更加民主,反而国力变得更加积弱。
整整千百年第一封建王朝积累的财富,民间的资源,在甲午战争以后,还在不断的快速下降之中。这里面,日本的因素,不管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在破坏力上都绝对占据了极大的一部分。
讨论这些也许没有意义,但是范哈儿的内心,却是经过几次反复斟酌,才最终选定,留在南京继续指挥作战,抵挡日本这个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成为中国噩梦的国家。
范哈儿选择继续留在南京城中,让迎来一位客人。
这位现在在中国还地位不显赫的客人,在以后,可是会出任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
他就是史迪威。
日军击沉美国“帕奈号”事件,最终被美日互相妥协解决好后,引人注目的另外的结果之一却是,两个月后,为了消除以后再同日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美国将第十五步兵团撤出了中国。
其实由于该团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华盛顿早就考虑将它撤走,陆军部也主张撤走。据美国一家报纸说,这是在错误时间里办正确事情的一个事例。这个胜任团列队出城时,当地妇女潸然落泪。其他外国团队的军乐队奏起乐曲,在天津的街道上游行,以示欢送,甚至连日本军乐队也用喇叭吹奏起小夜曲。
而此时的史迪威,作为美国驻华的高级武官,却只能选择跟着临时中国最高统帅部,跑到了汉口。在汉口的那个冬天里,史迪威的醋性子发作得很利害。天气阴雨绵绵、寒冷而潮湿,中国的战局不佳,史迪威在执行任务时不断遇到挫折,而华盛顿那边又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一切都使他的情绪非常低落。
由于中**政部不让他到前线去,他呆在汉口,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情报,他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按罗伯茨上尉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前线。史迪威认为,中国完全搞不清楚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他们之所以不愿让外国观察员到前线去,是怕外国人看到和报道他们拙劣的指挥和一败涂地的战绩。由于史迪或曾正式请求中国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因此不便不通过官方就擅自溜到前线去。而多恩上尉已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溜到前线去,他在执行任务时曾在中日两军之间偷偷来往过六、七趟,带回了关于中**队调动情况的首批确切情报,他的上司却只能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
尤其使史迪威感到恼火的是,军事情报处没完没了地找他的岔子。军事情报处负责人e.r.w.麦凯布上校是个专横迂腐的小官僚。他纠缠着史迪威,要他报告每天的战况,询问每笔开支的原委,不同史迪威商量就直接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而且常常提出一些同战局甚至同中国一般地理情况毫无关系的要求,有一次竟说史迪威提供的“情报少得简直令人作难”。史迪威最后断定华盛顿那帮杂种不喜欢我。他这一结论确有些道理,因为麦凯布这样对待他肯定是对他有仇恨,虽然他同样也刁难驻其他国家的武官。史迪威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他把它叫作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的事情。
史迪威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心的时刻。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汉口市市长,很讨他喜欢。能与冯玉祥重逢,使他感到很高兴,离开武汉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8年1月,史迪威经过反复竭力要求,终于冲破阻挠,第一次获准到外地去。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多次离开汉口,到过许多战火纷飞的地区。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到江西和湖南,发现硝烟弥漫的战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在进行和谈。江西省和湖南省的主席在谈话中都谈到还要抗战三年,并已开始执行游击战训练计划。史迪威注意到,中国人热衷干游击战,但弹药和装备会成为严重问题。有位中**官曾问他中国应采取何种战术,他回答说:“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发动进攻。”他的回答没有受到欢迎。
史迪威利用他同驻河南的第二十军军长商震的友谊,又一次离开了汉口。他这次到了开封和徐州。开封和徐州位于陇海线东西两端。能离开乌烟瘴气的汉口,他感到非常高兴,以至他在动身前一分钟收到陆军部发来的电报要他从开封“返回途中顺路”到兰州去一趟时,没有大发雷霆,只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兰州在什么地方。”兰州是俄国从中亚细亚将物资运进中国的必经之处,离内蒙古不远,位于开封西北六百英里。
到河南后,史迪威恢复了对中**队的信心。中**队取得了作战经验,组织并且改进了部队的补充工作。史迪威开始认为,中**队如果能主动发动进攻,战局就可能出现转折,而他们在当年内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