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一百零九节 范总指挥

    第一百零九节 范总指挥

    1933年12月，西南剿匪大联盟成立，由四川裁军督办范哈儿出任总指挥，成员涉及西南三省一区四大军阀。分别是云南省主席龙云、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和总指挥的四川裁军督办范哈儿。

    本来以刘文辉的实力和威望，由他出任这个联盟的总指挥，才是最可能的。

    无奈这位老将，在以前就一直对周围几省表现有股野心，龙云、王家烈等人对他都有几分忌惮，这次成立地区同盟，他反应稍微慢了那么半拍，就被龙云等人视作是不准备参加了。所以组织早早成立后，就便宜了范哈儿这个新进大军阀，因为实际战力最强，毫无疑问的成为这个联盟总指挥。

    而等这个联盟一成立，它的真正敌人，马上就察觉到了。

    1933年底，南京国明政府发布文告，认为西南剿匪大联盟的成立，用意是好的，但它不是通过中央政府主导成立，并不合法，责令他们解散后加入中央的剿匪行动中来，共同来歼灭赤匪。

    蒋某人甚至气得直接电令范哈儿、龙云等人，要他们立刻去庐山参加“剿匪军官训练团”培训，再到剿匪一线观摩观摩，好好进修一下到底怎么剿匪。别自己另立山头剿匪，劳民伤财。

    范哈儿和龙云等人，纷纷以自己境内剿匪事务繁忙，暂时走不开为由，拒绝前往庐山。

    这么一来，很多聪明人，都马上看清楚了。

    原来那个西南剿匪大联盟的成立，其实并不是真正为了剿境内的匪，而是在挡中央的“蒋匪”呢。

    而找借口拒绝了老蒋邀请的范哈儿和龙云等人，也是受到了蒋某人的惩罚，范哈儿作为联盟总指挥，他本来已经在商议中的上将军衔，立刻被无限期推迟授予，其他人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惩戒。

    无奈西南的诸位，在对抗老蒋上，早已经铁了心思，坚决不让步，所以不管怎么样惩戒，他们都不肯让步。

    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和以守为攻、合围之法的战术，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共计100万大军、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

    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让此时的蒋介石，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对付红军的行动上，而对于范哈儿他们折腾出来的西南剿匪大联盟，虽然恨得直咬牙，却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随着蒋介石的坐视，西南四大军阀也开始彼此互为奥援，全力清理内部，以便将来一致对外。各省区原先被蒋某人特意挑动、树立起来的内部存反对派，在范哈儿、龙云等人联合打击下，终于逐渐被清除一空。包括蒋在珍、柏文蔚等小军阀在内，纷纷被迫向省主席投诚或者是干脆的下野。

    而蒋介石在西南联盟刚成立时，还对西南几军阀进行了略加惩戒，等一了解他们内部反对派已经肃清，就立刻改变态度，恢复为原来的安抚政策。重新破格在一年内，再次提升范哈儿的军衔为上将军长，其他各部也都有封赏。

    对于这样的情况，蒋某人并不后悔。在他看来，心腹之患当然还是红军，所以他准备彻底解决红军问题后，再来处理西南四大军阀。只要这第五次围剿一胜利，他就可以把注意力从对红军的全力围剿上，分了一部分到偏远大军阀和国内经济建设上来。

    到时候对这几个小小的军阀，还是想搓就搓，想捏就捏，根本不是问题。至于经济建设，更是有“稳定”作为前提，所以他正式提出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要求全国全军，集中全力来“剿匪”。

    后来的历史证明，1934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几大行动，除了在追剿红军上近乎完全失败外，其他几件诸如对付西南三大军阀，建设国内经济等几方面，成绩都还不错。西南三位主席，包括龙云和王家烈，几乎都完全被蒋某人收伏，而国内的经济规模，不管工农业产值还是其他方面，都在1935年左右，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范哈儿他们几个西南军阀，这次还算比较幸运，在老蒋腾出手来对付他们之前，就已经顺利联合一致，结盟对外了。有了提前一年的准备时间，等到老蒋能腾出手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成了气候。

    而这次结盟后，四大军阀在对外政治合作上，显得越来越紧密，不仅是针对外省的对外事务，对外国的外交事务，也是如此。

    发生在昆明的一件外交事情，让范哈儿这个联盟总指挥，起了另外的心思。

    1932年，暹罗发生宪政革命，不少王室成员出逃外国，而其中部分人去了美国，也有部分人去了欧洲，但还有几位，却是选择了临近的云南昆明或者是直接前往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

    这些政治避难者在各国四处奔走，呼吁为暹罗国的局势进行干涉，但这个时候全球还没走出经济危机阴影，又有哪个国家愿意随便插手这种政变事务。

    经过一段时间行动没有结果后，很多人都只能选择暂时在外国定居下来，想慢慢等各国形势发生变化，再出来游说了。

    现在的昆明，因为某些方面和暹罗相似，加上距离也近，就有部分暹罗王室的成员选择了在这儿定居。他们的地位虽然不如美国那位著名的巴莫亲王（seni pramoj），但好歹也是正式成员，在几次前往南京求援无果之下，就只能选择气候相近的昆明，作为临时的落脚点了。

    只是安置他们，却是费了云南省政府好一番手脚。

    蒋介石虽然不愿意帮助暹罗王室，但是对于他们的礼遇，却还是不差的，知道部分避难的暹罗人想到昆明暂时居住后，立刻致电龙云，要求他妥善安排，给龙云制造了好些麻烦。

    范哈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却是大喜，立刻通过龙云，将这几个暹罗王室远亲接到；呃重庆，热情招待，并且公开对他们表达他个人对暹罗政局的关切。

    认为，暹罗的政变，不应该影响到华人的利益，同时对于暹罗王的地位和安全，也表示深刻关切，希望政变当局，能够恪守政变后的约定，保证暹罗王的安全和权益，同时也不再继续伤害暹罗其他王室成员的利益。

    此时暹罗和中国的关系，政府层面只能说一般般，但在民间，却还是非常紧密的，云贵、两广等地，在历年迁居暹罗的中国人，占了巨大多数，如今坐领西南剿匪总司令的范哈儿，公开表达对暹罗政局的关注，立刻在民间引发了一番不小的震动。

    随着暹罗政府中军人集团势力的加强，暹罗国家预算中越来越多的拨款都用在了军事开支上。早在30年代初，扩军就成为暹罗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旨意。1933-34财年，暹罗的国防拨款是1500万铢，比上一财年多出350万铢。

    1933年，暹罗成为唯一在国联投票反对因炮制伪“满洲国”而谴责日本的国家。暹罗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从1932年的1228万铢跌落至1934年的1087万铢，从日本进口的货物却由585万铢猛增至1465万铢。日本大量购进暹罗的锡、原棉、棉布和衬衫，并以比英国货低得多的价格廉价向暹罗销售“达特桑”轿车（“日产”轿车的前身）和自行车，以及照相机、无线电产品、水泥、纸张和生丝。日本还计划在暹罗投资兴建炼锡厂和制糖厂。

    自从去年发生政变后，新的立宪政府，对于占据了经济统治地位的华人，态度并不友好。同样是在日本的影响（或授意）下，暹罗开始利用国家及其来限制在其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华人和华侨的权利。暹罗政府开始向华人企业征收高额所得税，并计划将大部分属于华侨的碾米厂收归国有。

    种种迹象表明，暹罗新政府不仅越来越有法西斯化的倾向，同时在中国政府对暹罗政变采取无视纵容的情况下，他们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也是越来越不友好。

    所以范哈儿这位西南地区的实力派军阀，在这个时候的突然表态，无疑让眼前的情况，起了一点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