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6.（55）

    [第10章台前幕后]

    第56节（55）

    55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

    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

    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

    “九?一三”事件后，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

    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他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

    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1976年，在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仕途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1977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

    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

    尽管赔了不少的钱，但最后好歹还是炼出了一炉钢。

    当时全国搞了十大项目，最后也只有上海宝钢和陕西咸阳彩电厂举行了完工典礼。

    足足地给日本人交了一大笔“学费”。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挽救了日本，也挽救了自民党。并成功地将所有“责任”都转嫁到了华国锋同志的头上。

    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并为某些表示过“永不翻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喊冤的同志，彻底地翻了案。

    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

    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

    在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势不可挡，顺者昌，逆者亡的危机关头，他急中生智，巧妙地在资本主义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特色”几个字，再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

    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正确地评价的功过是非。

    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1982年9月，他在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3年6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工厂、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

    从1981年春到1988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

    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

    他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

    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他根据我国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

    他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

    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

    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

    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

    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缅怀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

    同志对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

    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

    他说：

    “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

    “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

    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说：

    “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

    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

    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

    他强调：

    “我们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

    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

    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他说：

    “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

    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

    “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

    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

    他说：

    “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

    “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

    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

    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

    “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

    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

    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无奈在其“百年”之后，这些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还是有人“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很快便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极少数首先富裕起来的“有钱人”。

    至于他们的钱是不是靠“贪污腐化”得来的？

    也只有：

    “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