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9.（58）

    [第10章台前幕后]

    第59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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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子恢，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解放后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邓子恢同志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

    邓子恢1896年生于福建，1913年入龙岩中学堂(龙岩一中)学习。

    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

    1917年2月，东渡日本，在东亚补习学校学习，因贫病于1918年4月辍学回国。

    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参加革命，是原二十三军起源部队闽西游击队创始人之一。

    1926年加入中国。

    1928年，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以福建省西部永定县的溪南区、上杭县的蛟洋区，以及龙岩县的白土区为重点，领导群众举行了武装暴动，攻打了永定和龙岩县城，并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1929年到1933年，永定、上杭等县的赤卫团、赤卫队先后上升为主力红军。

    1934年，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邓子恢同志留在南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闽西南红色游击队又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讨蒋军第1、第2、第3、第4、第5、第7支队，其中第4、第5支队发展成为二十三军前身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子恢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1940年春，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斗争中，率部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此后，在的领导下，担负起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全部地方工作的重任，在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任命712个县长，在各县建立起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随后，当选为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和参议会议长。

    1941年1月起，历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中央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

    建国初期，邓子恢曾任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

    1953年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方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正确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

    1953年起，担任过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中国第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新罗区)东肖邓厝村。

    1913年考入龙岩中学堂(现龙岩一中)就读，受到辛亥革命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救国思想。

    1915年秋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7年3月，考取公费留日，到东京留学一年多时间，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回国，后到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

    堂兄开办的庆昌和店当店员。五四运动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与进步

    青年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926年秋，北伐军挺进赣南，解放崇义县，在杰坝圩成立国民党(左派)区党部，邓子恢任常务委员。

    同年12月，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于崇义县加入中国。

    1927年冬，任龙岩县委宣传部长。

    1928年3月4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7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斗争。

    1928年4月，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深入蚊洋一带，协助当地领导人发动蛟洋农民暴动。

    6月底永定暴动后，建议暴动队伍撤离县城，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

    他与张鼎丞一起，领导分田斗争，创造了漠南分田经验，并担任红军营党代表。

    7月闽西特委成立，担任宣传部长，并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兼任红七军第五十七团党代表。

    1929年3月任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

    同年6月红四军h打龙岩城后，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在指导下，主持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7闽西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路线，并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

    1930年3月18日主持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并当选为主席，领导闽西人民巩固发展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以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名义，派往闽中、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

    1933年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

    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7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委员。

    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遵照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同闽西国民党当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了闽西南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8年1月6日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3月1日，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

    抵达皖南后，兼任民运部长，负责领导皖南抗日民众运动。参与了新四军的整编、扩建工作。

    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故后游击战争。

    在1940年4至6月中，建立和发展了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先后任军部政治部主任、中央华中局委员、第四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和四师师长彭雪枫一起，坚持并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在“七大”上，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根据中央指示，他一面将华中各部队整编为华中野战军，以内线作战迎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一面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复查，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经验，开创了华中与山东、渤海地区土改新局面。

    1946年10月后，参与组织了涟水战役，12月参与组织了宿北战役，此后转入山东作战。

    1947年7月下旬，与张云逸等转移到渤海地区，组成华东局工委，以邓子恢为负责人。

    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领导中原财经工作走入正轨。

    担负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及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冬率中原局机关进驻开封。

    此后，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了剿匪反霸、减租减税为中

    心的群众运动，巩固了中原解放区。1949年5月12日，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第二政委。

    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同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领导中南地区人民出色地完成7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项艰巨任务。

    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领导农村工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

    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

    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深入调查研究，向党中央直抒己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

    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要是做好二件事:

    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

    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

    1972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

    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邓子恢与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

    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

    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

    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

    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

    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朱德。

    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

    邓子恢为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为师长和益友，也非常看重邓子恢。

    那段时间里，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

    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

    邓子恢与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

    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恢复了健康。

    不久，痊愈的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

    1934年，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1931年端午节过后，刚熬过春荒的贫苦农民，又迎来青黄不接的夏荒季节。福安溪柄这个产粮区也五谷歉收，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靠野菜充饥度日。

    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

    地主和粮行老板都把粮食贮藏起来，囤积居奇，一面抬高米价，一面从水路偷运粮食到外地卖高价。

    此时，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而马立峰正在学校，邓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带农民因交不起麦债而愁苦怨恨，便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

    他就和马立峰来到溪柄马厝。

    乡亲们听说马立峰家里来客，晚饭后便来串门，具有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邓子恢通过马立峰作翻译，一会儿功夫就和贫苦农民谈到一块去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很快地被他调动起来。

    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溪柄洋，各村纷纷成立农会。

    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监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举动。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溪柄的街上寂无人影，只有几盏忽明忽暗的“风不动”在夜风中摇曳，农会的会员们就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

    过会儿，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在指手画脚地指挥雇工偷运粮食。

    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粮食运往河边，装上船，准备起运。

    这时，突然一声大吼：“不许把粮食运走”。

    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有的还跃上大船，控制了粮仓。

    与此同时，其他几支农会队伍也都阻止了想外运粮食的老板地主。

    清晨，东方刚透露出一丝曙光。溪柄街上就挤满了几千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很多粮行前聚集了许多农民。

    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实行平粜。

    接着，以农会名义在溪柄街上公开贴出通告，规定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

    邓子恢、马立峰与农会会员研究后，进一步发动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

    告诉农民：

    为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

    有些农民当心地主不肯，邓子恢引导说：

    “怎么不行，拖债、扣粮船、封河道、办平粜都胜利了。赊米还有什么办不到？”

    有些农民说这样干没良心。邓子恢继续引导说：

    “什么叫良心？地主老板向我们收租逼债时给你讲良心了吗？”

    这样，农会便选出十几人组织了平粜委员会，找地主老板谈判。

    代表们与地主和粮行老板谈判，要求赊借粮食。

    地主粮行老板怒火中烧，气汹汹地说：

    “你们要共产吗？”

    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粮，让我们饿死呀！”

    “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

    这时粮仓外边挤满农民。有的提着麻袋，有的挑着箩筐，准备动手打开粮仓。

    老板娘见势不妙，吓坏了，赶紧叫老板同意农民的要求。

    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斗争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乖乖地答应平粜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晌午时分，平粜委员会代表统计了几个大粮仓的粮食，开始分粮。

    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

    农民们扛着粮食诙谐地说：

    “这叫老虎借猪，有去无还”，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各村去了。

    这场斗争，名义上叫赊粮，实际是分粮。

    它的胜利，鼓舞了溪柄一带农民的斗志，于是先后有一两万人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浪潮中去。

    坐车学问

    “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

    洛阳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陈毅、邓子恢一行就风尘仆仆驱车进入这座古城。

    他们在陈赓的陪同下，视察了攻克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战地现场，然后听取了刚到任的洛阳市委书记周季方、市长杨少桥汇报的城市接管的有关情况。

    邓子恢特别关心城市交通问题，尤其是黄包车问题。

    因为在旧中国，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一般城市都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黄包车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轻便灵活，遍布市区的各个角落。

    这种人拉人的卖苦力的社会现象，对于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来说，无疑很不习惯，也很不理解，甚至无法容忍。

    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包车问题，不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政策性很强。邓子恢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担任市长的杨少桥如实汇报：

    “我们进城后，老百姓不摸的底，不敢再坐黄包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怕群众说的干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黄包车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坐，我们干部应带头坐。我是新市长，第一个坐，还特意在大街上绕道而行。这样，黄包车就重新活跃在街头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复正常。”

    邓子恢听了杨少桥的汇报后，点头称好，特别是对市长能带头坐黄包车大为赞扬。

    他乐呵呵地对洛阳市的领导说：

    “你们做得很好，很好！我们进入城市，首先要让群众有饭吃，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让群众了解我们人民政府是为群众办事的。这样，敌人散布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并赢得市民的信任，社会才能稳定，人政权才能巩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

    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

    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

    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

    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

    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

    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

    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

    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

    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

    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

    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

    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

    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

    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

    “的大官坐黄包车了！”

    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

    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

    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

    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

    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

    敌人散布的“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

    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

    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中国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

    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

    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

    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

    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

    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

    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

    “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又说：

    “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了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邓子恢是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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