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英雄传 “沉默的大多数”之另一种

    人物背景：

    李鹏翔：现为新华社技术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1947年9月生于贵州，原籍山西

    1980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同年赴新华社工作

    1985年一1986年先后任“新华社中文发稿系统”工程组副组长、组长

    1987年任新华社新闻信息处理系统工程总体组主要成员

    1994年在计算机广域网新华网工程中任主任设计

    新华社

    国内最大的新闻信息中心，也是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之一，每天向国内各地接发数十万字新闻稿件，同时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向130多个国家提供稿件，其基于lotusdomino／notes的新闻采编系统正在建设中。\\www.qΒ//

    人物自白：

    一夜间，所有的梦都辟了

    我是“届最后一届高中生，从小我读书一直都是使使者，立志要好好念书，将来把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国家，考试成绩在贵州省经常第一。1966年我的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又拿了个第一，当时觉得未来的前景非常美好，可以上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选个好的专业，为国家贡献力量，但文化大革命一夜间就把你所有的梦给打碎了。

    当时记得很清楚，6月4日，宣布高考作废，同时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一夜间，我也成了黑五类，我所有的梦都没有了。人失望极了，在生存的边缘徘徊，连生存都没有保证。我父母亲都被关起来了，一个哥哥去世，一个弟弟也去世了，所有的灾难都来了，母亲被打疯，父亲被关在牛棚里三年没放出来。家庭重担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一夜之间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人。那时的痛苦真是不堪言，我从来不去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大学梦

    恢复高考之后，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上大学。当时我年龄已经很大，在母校已经当了7年高中老师，也有了1岁的孩子，可是埋在心底的那个愿望是磨灭不了的。在这之前，高中毕业后，我的一位老师看到我成绩好，也同情我的家庭处境（父亲还没有被解放，一个弟弟瘫痪在家，一个弟弟去了农村，我同时得照顾两个人），他就给我找了一个临时工，在学校代课，后来转为了正式教师。

    我有了孩子，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家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反对我参加高考，可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还没有满足，心想不管年华怎样荒废，将来国家还是需要有知识的人，所以我无论如何要上大学，在没有一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偷偷地去报了名。

    1977年我考上了北大数学系。当时省里有个政策，重点中学30以上的老师都不得去外地读书，说是要保护贵州省的师资资源，北大的通知书被扣在招生办，在招生办工作的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就认命吧，我们也无可奈何。我说，有书读就行，管它是什么学校，当时已不是想非得圆自己原先的梦，一定要上重点大学，后来我就决定留在贵州读师范大学读数学。毕业时我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分配到了新华社工作。

    遭遇“8086pc机”

    1980年到新华社后，我就从事计算机工作。从数学转到计算机必须付出很多心血，我就自己花钱在北大计算机研究生班进修了一年多。那时计算机在中国的应用刚刚起步，整个国家也还处在计算机的扫盲阶段，我们先从单板机搞起，新华社也是处在模拟信号时代，用低速电路去模拟信号，用声音信号强弱强弱、电频的高低高低来表示一个汉字，每秒钟只能传两个汉字。

    当时，“748”工程已经在新华社开始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们主要是做新华社内部的技术改造。1984年，我们得了第一个奖。当时ibm刚推出最早的8086pc机，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觉得它很有用，就做了一块多路板，用一个小pc机带十个端口，向全国许多家报社发计算机信号，从每秒发两个汉字提高到刀多个汉字，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次使全国300多家报社开始用计算机接收稿件，并在其中开始推广国家的国标码。以前的计算机没有内部代码，全是用点阵来模拟信号，表现汉字也只是表现它的点阵。

    其美中的轮回

    我出生在一个报业家庭，1931年，我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带领100多弟子在西安创办了《长安晚报》（今《西安晚报的前身》），父亲是位热血青年，当时在那样一个危难的时代，他觉得应该倡导实业救国。文化救国，大学毕业后就变卖了所有家产，办了这份报纸。后来他又认识了“小萝卜头”的父亲孙玉云，随即加入了**。

    当时红军还在瑞金，整个西北都非常保守，父亲开始在报上宣传抗日，很快就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35年国民党在《西安日报》上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杨虎城的秘书提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连夜将印刷机驮在马背上带着100多个弟子撤到了延安，**亲自接见了父亲，因为他为延安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冥冥之中，父亲后来又到了《净水日报》，再后来跟着邓小平去了《西南日报》，冥冥之中，多少年后，我又回去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过父亲所从事的事业。从小我就陪着父亲值夜班，觉得父亲太辛苦了，不停地贴纸条，看不清楚还得打长途电话去问对方。很多年后，我亲手来改造这东西，觉得特别有意思，那时父亲还活着。

    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5年，父亲还没有去世之前，正好碰上我改造这个工程。我对父亲说，从小看你贴纸条贴了一辈子，我会让你们脱离苦海。

    工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我两次去看他，跟他讲我正在做改造，等到我改造完了，报社就会完全变样。他说，啊，我就盼着这一天。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他病危了三次，我都没有回家去看他。最后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去世时也没见到我。

    这辈子我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尽孝，当时工程太紧张了，要求当年规划，当年投产，我一离开，就会延误整个工程，领导说，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把你的工作跟大家连接上了再走。结果等最后一封电报过来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两天了。

    亲情

    多少年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欠，就是欠亲情。其实我个人遭遇挺惨的。去年三八节时讲每个妇女的成长，我讲到自己的经历，新华社的一些妇女领导干部都哭了。母亲文革被打疯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清醒过，父亲生病我也未能陪他，直到去世都没能在他身边。今年春节在我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我爱人又去世了，他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这个工程合同签定的日子，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晚上我们两个人还在说笑话，他就突然脑溢血了。

    我的个人命运很不幸，可是我真的很坚强，不管没有了生活，没有了亲人，没有了任何事情的时候，至少我还有我的事业。

    不寻常的两年

    有些话我都一直不敢说，好像每次在我最最要去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总是要付出我的一份亲情。今年我几乎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低谷，我真的准备不想干了，可是这个项目上我已经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去做调研，追求一个全球都在追求的unicode的目标。两年前，我就提出，我们一定要走国际级通用化的代码级，走国际通用化的最开放的软件。我整整追求了两年，领导说我都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他说，你追求的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存在，这个系统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你不能再这样追求下去了。

    新华社当初走的道路就是因为它太专业化了。硬件一淘汰，它的生命周期也结束了。中国是不算人力的，无形资产许多人都看不见，一个系统每天四个人四小时轮班，付出了多少代价维护这个系统，这其中又花了80个人去做这个系统，但是随着硬件的更替，整个软投资也就没了，一代人10年投入这样一个技术生命的周期也随之烟消云散，这批人又得另外去学新的东西。那所以当时我就说，这条路绝对不可以走，我的领导就说，你又找不到方案，你干嘛不用国内一些现成的方案。我就给他解释为什么不能走10年前的老路，宁肯我们前期慢一点，准备充裕一点，一旦项目上马时周期就会非常快。

    两年里，我每天都泡在信息的海洋里，收集这方面的国际技术动态，一间地下的办公室里全堆得满满的。那时新华社还不让上internet。我就到一些朋友那里上网，弄回一些信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都认为一定得有个追求，跟我合作的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杨老师就说，其实你们不要怪李鹏翔，她追求的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向。

    今年回头看我们的论证，发现全球的计算机厂商都在推出unicode的版本，纷纷把它作为一种竞争的筹码。

    最挑剔的用户

    后来我发现，当你所努力的东西刚好符合一个世界技术潮流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换而不舍，中途你也可以放弃，可以拿一个现成的技术凑和着来用，但这是对国家和工程不负责任，而且以前工程中的错误不能再犯，国家几千万的投资随着硬件的过时一块扔掉，还有人员投入，这损失没有人去掰着指头去算，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政府机构很少这样去考虑的。

    在和lotus公司谈合作开发unicode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根本就不想做，我就苦口婆心地跟他们来的总裁、副总裁、国际开发部总经理一遍遍地谈。最后他们都说非常感谢我，

    如果没有我们的特殊要求，他们决不会想到要发展unicode，而他们现在发展chcode，一下子就站在了行业的领先地位，是用户给了他们带来了商机，把公司推到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而在当时，他们认为中国怎么还有这样挑剔的用户，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他们只会站在美国的立场，以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认为能解决英文就可以了，能替你找个中文版本就已经算是认识到中国市场了，而中国突然毛冒出这样一个用户，要走世界性的通用的道路，他们没有想到。

    不可理喻的人

    新华社是一个很好的舞台，许多人都劝我离开新华社，说你这么资深，做过大数据库，又做过大系统集成，网络也做过，你要是下海，当个老总，肯定能挣大钱。我留恋新华社，是觉得能在这里有所作为，它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天地，还有自己的一种追求。

    1993年，我去了新华社的一家叫作“新达’助中外合资公司，任中方副总经理。发现在公司你只能做自己一摊子事，没有那样一个舞台，既没有全球网络，也不会有几千人能用你作出来的成果，那样一种心情我感觉并不好，我干了半年，坚持要回去，自己写了个辞职报告：“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当公司副总经理，愿意回去搞技术”。走之前我是主任工程师，到公司是副总经理，回去时成了老百姓，成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了。

    新华社是体制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系统，见好你就跟着它走，就有官当；建好了一个系统，你再离开它，就得交给别人管。我跟领导说，我回来要当老百姓，你给我一间办公室，三台机器，我就愿意干技术。

    那时所有人都觉得我简直是不可理喻：他们说，你第一不愿当总经理，第二非要回来做老百姓，第三出国去国外分社挣钱也不去，你违反了所有人的常规，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就愿意摸机器、接触新技术。

    我就摸了三年机器。我一个人孤苦伶仃、默默无闻地就待在一个地下室，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别人是不可理解你，但是等到做了很多技术储备，新华社一旦要上大系统时，又回头找到我，说这系统没有你不行，还非得你出来接不可。

    吃螃蟹的滋味

    1994年我再度出山，组织做一个叫作新华网的局域网。等我拿到这一工程时，方案已经出台，也已买了一批s．25接点机的设备，还没有开箱。我跟有关负责人说：如果我来做这个工程，我就要站在一个新的上来做，90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发现s．25已经走到了末路，如果我们再用它，最多还有两三年的技术生命，新华社应该走路由器的道路。

    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是那时巴统还没有向中国供应路由器，当时根本就采购不到；二是认为，s．25是成熟的技术，而路由器技术还不成熟。实际上，在那时，美国的interngr网正在蓬勃地兴起，inwrngy网上已经有成千上万台的路由器在跑，路由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说来也巧，1994年cisco在中国第一个开路由器的发布会。我坚持要用路由器，把s．25退货。有人劝说，这事涉及到几十万美金的投资，必须慎重。4月，我们就召集了全国十大部委的总工程师来论证，到底该走s．25的协议还是路由器tcp/ip协议。

    来自公安、邮电、水利、气象、清华等单位的专家坐满了一屋子，会上只有两个专家赞成我的方案，8个专家不赞成走tcp/ip，新华社的总工程师竭力反对，他一反对，新华社的工程师就没有一个再说话了。

    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的情况下，我就站起来讲：s．25确实很成熟，但它是落后的成熟技术，我们把25年前的技术还要在90年代推，它还有多少生命力？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internet在全球都是走tcp/ip，它已经占据了市场，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科院网络中心的钱华林教授，他说了一句最最关键的话：我们不能出钱买落后，请问在座各位，你们谁读过s．25的协议？我读过；你们谁又读过tcp/ip协议，我读过，未来几年内，一定是tcp/ip的世界。

    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继新华社‘吃螃蟹”之后，后来的邮电部等单位没有一个不走tcpip协议的，我更深深佩服钱教授，不仅仅是他当时赞成我的缘故，他是知识分子里最优秀的一类人，敢于突破传统，在全国没有一个tcp/ip广域网的情况下，他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

    舞台

    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在国内实现用计算机发稿，现在，新华社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连接300家的点到点的通讯网（那时还不叫广域网，称为远程通讯网），第一次在国内走tcp/ip的广域网，加上新华社第一个用计算机实现编辑系统，第一个用计算机采用激光照排。所有这些第一都是在新华社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也是别的地方所找不到的。

    能走在技术最前沿，站在全球的背景下，与国际同步领导中国的技术新潮流，这也是我离不开这里的原因。我曾到过美联社，当时美联社还没有我们先进，路透社的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在所有局部的技术上，我们跟它走的都同步的，就是新华社缺少资金。

    躲进小楼

    现在看来，在我之后的五、六个系统在论证时都走unicode、开放系统、unix等等，但没有我们前期的努力，后来的人也恐怕未必能这么轻松，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都是埋头干，当别人为一个奖打破头时，我今年一个奖也没报。奖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

    我追求自己内心的平和，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国家对我的栽培，对得起国家的投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默默无闻干我该干的事儿。10年后人们会看到我们这一系统还有没有生命力，正像10年前人们评价我们走unix道路一样。

    我心目中没有什么追求，追求的就是我从小的那个梦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社会。一不求官，二不求名，给我一个工程，我就要做得尽善尽美，使它有生命力，用户用起来说还不错，就足够了。

    技术的境界

    昨天，几个国际部见多识广的小家伙刚从国外回来，用完计算机之后，在食堂吃饭，说这系统如何如何好，正好我们的副局长坐在旁边，他们也不认识他。回来后，局长特得意，跟我说，李鹏翔，人家一直在说你们那系统是怎么怎么好。昨天回家，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他们第一天用，只培训了半天，就去操作新华社一天几十万条稿子，他们觉得好用，对我来说比什么表扬都好。

    用户那怕只有50说你这系统是好的，你也会感到满意，更不用说新华社难度这么大。我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一个人去追求名利，你会真的很累，我就要追求一种技术的境界。所有的人都轮流出国，去国外工作，去当官，挣钱，我不想，至今不悔。到最后我付出的是，自己的亲情也没了，只剩下一个孤家寡人。

    苦恼

    儿子现在是我最大的安慰。有时他说，妈妈，我真的不明白，你还要奋斗什么，你能不能为了我，有个好身体，好好活着，别老这样累。有时想想也挺不值，追求什么呢，自己有时也挺苦恼。可是在生活中已经成了习惯，你不去追求，它也驱使你这样去做，你意识不到它是个信念，它就是不停地在驱使你。

    我这个人人家说既没情趣，又不会生活，也不管家，一天到晚趴在计算机上。我是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可是现在真的很难。一讲起别的什么都没兴趣，一提起计算机就两眼放光。

    年轻人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要扶持一批年轻人起来，我手把手把工程经验教给他们，把工程的规模范围和严谨性教给他们。有些年轻人在做工程时，东西做出来之后，好像是领导了一个潮流，可实际上做得非常糙，往往不追求效率，也不追求完整性和可靠性。

    我对他们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很严厉。比如，昨天我对他们说，系统已经投入运行了，小修小改之后程序还是运行不起来，你们对新华社系统运行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做一件事情就得保证自己有很大的把握才交给用户，用户要是一旦五分钟之内发不出稿子，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昨天幸好碰到不是美国正在轰炸伊拉克。

    现在有些年轻人很少有我们过去的那种严谨态度，我们一般试过10次以后没问题才会交给用户去用。我希望自己的经验不要局限在新华社内部，以前新华社很多好的东西都没有市场行为，不让进入市场，再加上我们又不会去宣传、包装自己。新华社有几百个科技人员，完全可以在服务好自身的情况下，把一些好的科技思想带到全国。什么都先进，但只带给新华社以政治效益，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哪怕把别人请来，告诉他们新华社有这个东西，也可以避免他们重新又未尝我们曾经吃过的苦头。

    儿子

    常有人问我，你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儿子，实际上恰恰相反，你越不去管他，他越自己觉得你在奋斗，他也要去奋斗，在这种环境中，他就跟着我长大了。我从没有管过儿子，回头想想他是怎样长起来的都不知道。儿子对我说，妈妈，你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你从来就没管过我，我说，没管你不也长大了么。

    儿子除了跟我一样很严谨之外，我从小教育他决不能撒谎。有一次，我养了一群小鸟，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他去一扑，就给扑死了一只。他也不敢扔掉，就老老实实放在那里。后来我就问他，小鸟怎么会死呢，原先个个都挺好的。他脸红红的，站在旁边半天，说，啊，妈妈，我不小心，一捏就把它给弄死了。再小的事情他都不会撒谎。

    合作之道

    对待朋友，我非常真诚。我们跟合作过的厂商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我们给ibm提了那么多的意见，但他们依旧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你有理有据地给他提意见，找出软件的毛病来，他还很感谢你。新华社找出了fusnty、操作系统、mq和dbz的许多毛病来，他们都将补丁程序给我们，不会认为是找麻烦。

    十年前在做新华社第一个大编辑系统时，我们跟awi合作，直到现在，跟我合作的那批人依旧是好朋友，每次他们从美国过来都要来看我，我到美国都请我到他们家里作客，万圣节邀我去家中住，有一次我去美国，他们五、六个人急急火火坐长途火车来纽约看我。

    现在有些人的作风叫作“交钥匙”，我有钱，花钱买你来干活，我只须指手画脚地指挥你干活，你干完之后，我就来接收，自己不需付出劳力，这种做法我不太赞成。我参加工程，虽然是你承包工程，但你的人跟我的人是对等的，虽然我拿的是新华社的工资，不是工资的工资，但我干的是工程上的事儿，每个组里都会有我们的人，你分一半模块，我分一半模块，我们大家在一起紧密合作，还能象朋友一样。合作完等对方一走，我们的队伍也就成长起来了。

    人物印象：

    认识李鹏翔，是在外地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她为了赶时间在会上作专题报告，前一天晚上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连夜乘船，几经周折，赶到会议所在地已是凌晨4点，稍事休息后，她又坐在主席台上精神抖擞地演讲，嗓门很大，也很有激情。演讲的内容现在已不大记得，但她的到来确实感动了会场的许多人。做完报告，她又急着当天回北京。

    直到这次采访，我才知道，她之所以那次周末赶赴那里，是因为领导“不愿意她离开新华社哪怕就一天”，因为新的系统刚上马，而在当时她的身体极不好，还在便血。

    表面上看，李鹏翔是个非常俊朗的人，很少谈论自己，“也不关心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只是到了今年，她才知道“要为儿子好好活着”，在这之前，她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事业上的过于执着，竟使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亲情，尤其是今年她所主持的新华社采编系统快有结果时，丈夫却舍她而去。李鹏翔说，也许是他们的夫妻感情太好了。失去亲人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后来为了位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去看电影〈泰坦尼克》，看到片中主人公那只抓不住的手，她在电影院放声大哭，跑了出来，“幸福就在眼前，我却抓不住他”，李鹏翔说，这种痛苦她会一直带到坟墓中去。

    在病床上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她又走进了机房，因为她实在是割舍不了自己的事业。与她合作的中科院软件所的杨老师说，李鹏翔是她见过的最坚强的女人。李鹏翔自己也说，没有自己的坚强性格，她也不能支撑到今天，在贵州师大读书的时候，李鹏翔要照顾神志不清的母亲。患癌症的父亲。瘫痪在床的一个弟弟和自己刚满一岁的孩子，她的毕业成绩还是拿了个第一，只是当时人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

    李鹏翔是一个非常率直的人。有一次在学术评奖会上，为了鼓吹自己的科技思想，她放弃了自己论文宣读评奖的机会，在会上大谈新闻采编系统的开放性和行业垄断的弊端，为此她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她自己认为，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这一呼吁的意义，因为“一个开放、标准和通用的系统才是未来报业技术真正发展的方向”，为此她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批不希望看到后来者再走前辈人走过的弯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她遇到的已经很多，80年代她第一个采用u’n压系统时，就有人写匿名信，说：“吃了厂商的回扣”，的年建局域网时，为了走tcp/ip，她在十位专家面前也见“巾帼不让须眉”。直到今年她先生去世时，很少到她家里串门的同事才发现，李鹏翔的家里清贫得令人难以置信，连仅有的一点家俱还是结婚时购置的。

    90年，王选第一次见到李鹏翔时，曾大为惊讶，他没想到，主持当时新华社编辑系统的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同志”。但李鹏翔认为，象她这样的人，在机关要实现自我价值恐怕不大可能，也许“在外企会实现”，机关官本位的体制和很多做法比如社会关系、派系等还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伤害。她本人则是逆常人的想法而为，对名利都不感兴趣，她看重的是心安理得，她所主持的一套系统上马，只要对得起国家的投资，不被人骂就心满意足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朋友”就是她的三大原则。

    单位领导曾找她谈话，要她在副总工和研究所所长之间作一个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虽然副总工是局级，研究生所所长是处级，但副总工是要坐办公室，接触不了技术。她认为，象她这样的人也许在这年代是越来越少了，但在国家各大部委同样会有不少，也算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吧。

    李鹏翔从不跟人谈自己的家事，怕同事又说起自己的爱人，“戳伤自己的心痛”，她说，痛苦只会埋在心里自己知道。坐在早晨的阳光里，她泪流满面，这一幕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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