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贼 第六百一十五章 游刃有余

    杨麒为了摇人儿不留余力。

    几日间，多尔衮的驻军、路线、兵粮、兵力，包括丰州滩的水文山川地形图，统统由骑兵一路送至大同城内。

    他根本不在意泄密，土默特部在俺答汗时代号大明金国，所有一切对大明档案而言都不是秘密，只要用心找，总能找得到。

    更重要的是杨麒不怕冒险。

    他一直在冒险，游刃有余。

    或者说这个时代游荡在风口浪尖上的男人们，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冒险家。

    从漠南都督府的设立，到杨麒进驻漠南，这一系列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冒险。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重要。

    杨麒只想把水搅浑，漠南的军队多多益善，最好打得肝脑涂地，都埋在这，谁也别回家！

    为此他干脆派人把明廷出边备战所需的一应情报都送入边墙，尽量减少明廷出边的顾虑。

    不过不论他，还是明廷山西、宣大的长官杨嗣昌，亦或是大同镇的监管长官叶廷桂，都很清楚，明廷出边作战，此时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一份证明。

    证明杨麒跟多尔衮没有串通一气，没有设伏引诱明军出塞的保障。

    偏偏这个最需要的证明，杨麒给不了。

    一来，崇祯年间大明的触须最多仅达长城边外，对外面的事往往只能依靠逃虏、降人道听途说，不同阵营之间的事虚虚实实，根本无法探明真假。

    二来则是，杨麒知道自己在大明的信用非常低，杨嗣昌看见自己求援信的第一时间，就会反应过来被他耍了。

    这个家伙空手套白狼，拿杨嗣昌给的粮，养自己的兵，给刘承宗扛活儿。

    这也是杨嗣昌在心里，把‘杨麒’跟‘狗东西’划等号的原因：收到求援信他就知道，漠南都督府根本没有十万吃粮的蒙古骑兵。

    甚至都不需要十万，只要有三万吃粮的蒙古兵，就能把两万后金军埋在漠南。

    但这种吃粮的蒙古骑兵，说句难听话，就算在林丹汗年轻时候，号称控弦四十万的虏中名王，都凑不到四万。

    土默特的俺答汗在全盛时期还差不多，四万甲骑给他带来南控青藏高原、西掠碎叶城、东霸蒙古高原的强大游牧王国：大明金国。

    对后金兵力的情报方面，明廷要比杨麒知道的多，杨麒到现在对后金军的兵力还是两万到五万之间的估算。

    而杨嗣昌则非常清晰地知道，进入漠南的后金军就是一支偏师，兵马两万。

    毕竟大明边防墩台，从张家口一路目多尔衮往西走，沿途看得清楚，大差不差就是两万人，五万完全是扯淡。

    杨麒但凡真有十万蒙古军效力，埋都把多尔衮这支军队埋在漠南了，根本不会畏缩如鼠地躲进归化城。

    在此基础上，漠南的杨都督在明廷这边的印象就是满嘴跑火车，突出一个不干人事儿，可信程度甚至不如过去的林丹汗。

    留着他虚与委蛇互相敷衍，只是没办法的事。

    偏偏这事儿对杨嗣昌的诱惑力还挺大。

    有时候，有些事，杨嗣昌明知道杨麒这家伙说什么‘在丰州滩全歼后金军，叫沈阳今年无备冬之军’之类的是鬼话。

    但没有办法。

    诱惑力很大。

    两万后金军别的不说，里头隶属八旗的战兵只要有一万，歼灭在这儿，就等于直接打掉满洲一旗。

    何况哪怕只是把他们拖在这，今年冬季的锦州方向就固若金汤了，后金没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皮岛的东江镇总兵沈世魁，便有了可趁之机。

    但出边作战是大事，绝非杨嗣昌一个人就能决定。

    杨嗣昌很爽快地就把杨麒送来的书信、情报统统打包，让人快马加鞭走长城沿线，给北京城送去。

    七月的紫禁城，气温炎热。

    早前俩月本该是下雨的季节，但今年的雨水很怪，北直隶风调雨顺，偏偏就从卢沟桥到天津卫画了条线。

    北直隶西南风调雨顺，但过了卢沟河与海河这条线，夏季滴雨未下，通州等地的庄稼俱被晒蔫，就连空气中都浮动着燥热的地气。

    不过京城毕竟是京城，达官贵人的宅邸都能领到皇宫颁发的冰块，民营的冰窖也有好销路，使这座汇聚大量人口的城池，倒比别处凉爽几分。

    冬季切割冰块、修建冰窖、需要时取用，是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

    周有八政，曰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俗话说以食为天，食为八政之首，在周代有庞大的职官体系，其中就有一个官职位于酒正之下，叫凌人。

    凌这个字，最早就意为掌冰之人，负责采冰、藏冰。

    这是声势浩大的工程，自古以来，就有‘凌其三’的说法，意为采集贮藏的冰块，是用量的三倍。

    不过那是西周的技术，到如今这个年代，密封冰窖的手段更多，但采冰量仍然是三倍，所以理论上藏冰得到的冰块更多。

    但如今用冰的人也更多了，所以反倒冰块还是个比较奢侈的用品。

    可惜，在这个炎热的七月，夹墙里再多的冰，也无法压住紫禁城的躁动不安，甚至还让即将到来的秋风更加肃杀。

    一切都因为此时，国中局面大坏。

    乾清宫里，一身青衣的崇祯皇帝颓然无力地倚靠龙椅。

    皇帝身前的龙案上散乱摆着几封奏报，最上面一封，来自驻军襄樊的湖广总督卢象升。

    这是卢象升在十日之内的第二封奏报，早前的第一封报告了闯将李自成率军攻入郧阳，将新任郧阳巡抚宋祖舜围于城内，大略四方。

    宋祖舜是卢象升的继任者，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朝廷之所以点了他做郧阳巡抚，就是因为他知兵。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勤王的时候，宋祖舜担任参政，分守凉州道，那年甘肃勤王军途中哗变，杀了参将，瓜分行粮六千两回师西北，把巡抚围在兰州，向西渡河，声势大坏。

    被围在兰州城里的巡抚命人飞马驰书，传信命凉州道严防死守，城内士绅也坚定地站在朝廷这边，做好了死守的打算。

    毕竟甘肃那边的士绅，成份就是退休的世袭武官，就没怕事的，双方势同水火，一场大战在甘肃东部的凉州道蓄势待发。

    但宋祖舜干了个神奇的事儿。

    他力排众议，告诉别人如果不让叛兵进城，严防死守，坚拒之下事情肯定就坏了，他认为事情还要有挽回余地，决定跟叛军沟通，让他们晚点进城，以期将之解散。

    事情干的很漂亮，不仅将哗变军队解散，甚至还在解散前让他们把没花掉的五千两行粮上缴入库，刀枪火器也收回来了。

    三寸舌解散叛兵，是厉害人物没错。

    可惜这回，宋祖舜也要面对的是李自成，身后也没有当年甘肃军队的支持郧阳府这个地方就没兵，只能闭门死守，眼看治下惨遭杀掠。

    崇祯本以为，卢象升在短短十日之间又发来奏报，想必是郧阳府的事情有了转机。

    万万没想到，不仅郧阳没有转机，甚至情况还更坏了。

    卢象升的第二封奏报，一来是告诉皇上，他已经以劣势兵力跟李自成的流寇交手了。

    十日转战千里，三战三捷，砍了三千六百个脑袋，敌人却越打越多，郧阳府山区的山贼土寇加入战场，汉江以南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同样也被煽动。

    湖广一省，兵力不济，标兵四处游击，如同扬汤止沸，援军加入战场迫在眉睫。

    但这却不是卢象升第二封奏报的重点，他的重点是，通过审问俘虏得知，跟随李自成一同攻破武关进入湖广的，还有一个巨寇张一川。

    其实卢象升并不知道张一川是谁，过去也没听说过张一川的名号，但单凭其元帅府河南总兵官的官号，就足够定性为巨寇了。

    此时张一川并未随李自成渡过汉江，而是转掠汉江以北的南阳府。

    卢象升意思，是提醒朝廷小心河南，别让这个伪官真进了河南，最好能来个南北协剿，把这股势同燎原的叛乱镇压下去。

    卢象升是了解河南，他过去在大名当知府、兵备道，与河南比邻，对那边的情况有所耳闻。

    所以他并不认为，张一川进了河南能猖狂得起来。

    因为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刨了九边，河南的军事传统能排进前三，这个省份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驻军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说。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卫辉潞王，这些藩国几乎把河南填满了。

    而每个王府，都有自己的仪卫，甚至还有护卫，尽管藩王卫军是越来越缺斤短两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装力量也不容小觑。

    驻军多，是因为河南设立的卫所多，这也跟人多有关系。

    民兵，则是河南的特色，因为比邻郧阳特区，自从明初就有严重的流民问题。

    地方上士绅修筑堡寨自守，官员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奏疏，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得统一调派，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

    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

    崇祯八年的河南，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中间不仅隔着六年，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被左良玉、邓玘、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揍回山西。

    正赶上黄河封冻，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再进陕西，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

    在这过程中，河南诸县被兵，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

    士绅修堡自守、土寇设寨聚众，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互相攻杀，形势反而更乱。

    河南的特殊环境，旱灾、蝗灾、兵灾并举，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

    陕西的问题很简单，没有饭吃，跟首领走，找富户抢，被官军打。

    河南就比较难搞了，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因为河南有饭吃。

    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

    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产粮较多，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更何况从天启年至今，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

    这跟山西、陕西比起来，甚至算风调雨顺。

    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

    当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杀，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

    让他颓丧的真正缘故，是今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山西解州的老鼠发了疯，咬着尾巴连成串，一路向南渡过黄河，冲进了河南的灵宝县。

    瘟疫，也跟着它们，进了潼关。(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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