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 从民族主义到虚无主义汉字

    一个世纪前，标榜中庸之道的华族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步步走偏，不是踏进民族主义泥沼就是坠入虚无主义陷阱，很少信步于平川坦途。国粹——包括汉字——也未能摆脱厄运。以文言文为代表的辉煌汉字就是在民族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夹击下没落的。“华夷之辨”持续两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固执地认为中国是上方之国，泰西蕞尔小邦不值一提。中国人遵循只读经书不读洋书的原则。魏源等先知先觉著书、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却没有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而且魏源等先知在认识上亦有不足之处）。

    自鸦片战争以来，华夏民族不断受到外族欺辱，一辱再辱：1887年南洋舰队葬身鱼腹1894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义和团运动乃民族主义之回光返照。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导致庚子赔款。自斯时起中国人停止了反抗，外交、政治、军事、文化全面缴械投降，喊出“汉字拉丁化”口号。中国人“觉悟”到，传统的道德文章、修齐治国、阴阳八卦、道家方术抵挡不住洋枪洋炮。义和团运动是非理性的最后一搏。本欲成仙，反而速死。复仇导致“庚子赔款”的奇耻。中国人没有想到，乾隆时中国还是天国盛朝，仅历百年已入危局，更没有想到，一次丧国辱权的赔款让中国人沦为下等民族，生活举步维艰，尊严一落千丈。中国要拿出四亿五千万两海关银给洋人，平均每一人负担一两白银。更刺激中国人的是，一部分赔款还要返还中国修建洋学堂。中国人彻底失去尊严，被逼到拜洋人为师的绝路上，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人在文化上全面“就范”。

    义和团运动覆灭把中国人引向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汉字成为重点讨伐对象。讨伐汉字师出有名，曰“汉字拉丁化”。急先锋钱玄同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钱氏并非随口乱讲，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中国人会把汉字改造为西洋字母。如果说庚子赔款是政治上的卖国（“宁与洋人，不给家奴”），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文化上的卖国。当时处处弥漫着庚子赔款后的低落情绪，把受洋人欺辱的恶气、怨气、怒气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撒在汉字及用汉字写作的中国文学上。汉字成为亡国祸种，汉字的传统文本——文言文成为不祥之物。

    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中国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样，御人而不御于人。面对国破家亡的败局，中国知识层摆出一副让汉字“负全责”的架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虚无主义的蔓延，一如义和团运动时没人能阻止民族主义。学习西方优长，要分清对象，主要应学习其民主政治与人权思想。传统文化并非一团漆黑（无论如何也不该把孔子、孟子、司马相如、刘勰、陆机等大牌文学家踏在地上乱跺乱踩）。中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由民族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说明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席卷而来的西化（现代化）浪潮，不得不以传统文化为替罪羊。

    小人得志，志士难眠。从汉字拉丁化运动发动之日起就分为两大阵营：取缔派（取缔孔孟之道，取缔汉字）与学衡派（因《学衡》杂志而得名，此杂志由吴梅任主编，以保护国粹为己任，不求盈利）。取缔派以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为代表；学衡派以梅光迪、吴梅、吴宓等为代表。未几，学衡派不敌革命派，《学衡》杂志被淹没在讨伐国学讨伐传统的汪洋大海之中。从此，中国的哲学到文学双双沾染上了欧风欧气。汉字拉丁化运动犹如狂飙横扫一切，只破不立，这正好符合当时国人的心态，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找到洗刷耻辱的捷径，“取缔”简单易行（破坏比建树容易），迎合了国人之心。

    在胡适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崇尚破坏，把破坏大王胡适捧为英雄，将“破坏了才能建设”（胡适：《尝试集》）的口号视为万应灵丹。也难怪，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破坏中完成的（农民起义的平均周期仅一二百年），中国人对“破坏”驾轻就熟。胡适登高，众人紧随，就这样，汉字与国文在翻掌之间就完成了由高雅向低俗的蜕变，写作迅速欧化，由诗词歌赋转为欧式小说。当时的作家无不效颦洋人，扭捏作态。在文学方面，中国由贵族沦落为平民，失去东方独特的审美价值。有人为“汉字拉丁化”开脱，说什么这场运动并未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汉字与古典文学至今仍健在。不错，胡适等人完全消灭国粹汉字的目的是没有达到，今天中国人仍使用汉字书写，唐诗宋词也仍被国人所爱，然而，汉字基本上已经“脱古”，成为现代时尚的附庸。

    鲁迅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一情形的总括：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以为要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该「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中国国粹……等于放屁。（《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实社会毫无关系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新文学是在外国文*流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现在的新文学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的一切旧事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致宋崇义》，《鲁迅全集》第11卷）

    很多人都认为“汉文终当废去”，只是他们未讲，由直率可爱的鲁迅讲出来。汉文“废去”之后使用何文，明摆着就是洋文。废除文言文就是为废除汉字做准备。当下文言文还出现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然而不过是皮相，现代作家写的百分之百是“白话文学”，正如鲁迅所说“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也就是说，用白话文写出的“新文学”确实与传统瓜葛越来越少，以至于许多现代作家根本读不懂文言文，许多精美的汉字已被弃用。就在中国人丢弃自己国粹的同时，西方的有识之士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大声疾呼保守中国传统文化。

    限于篇幅不能对这些智者一一指名，只能举其二三：列夫·托尔斯泰、伯特兰·罗素、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欧文·白璧德……欧文·白璧德说：今日中国文艺复兴之运动，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压迫为动机，故就其已发展者而言，亦仅就西方文化而发展，与东方固有之文化无预也。（中略）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中国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与列强所侵略。（中略）然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中略）。

    总之，中国人之文艺复兴运动，绝对不可以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博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显然，白璧德所说“西方流行之说”应该包括语音中心主义谬说。西方语言固有其妙处，然而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文字，用以创造独特的审美文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甘心让异族同化或取代自己的文字，只有文化汉奸才甘心弃中文如弃敝屣，迎洋文箪食壶浆。

    二十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发生这样的怪事：喜欢中国文字的多是外国人，多数中国人骂杀之，诋毁之，诅咒之。曲终戏散，浮尘落下，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尽管思之心栗，考之神伤。一堆问号萦绕脑际：中国为何挨西方人打？政治危机何以连累汉字？矛头为何由汉字转向文学？

    中国人为什么在文学艺术上崇洋媚外？人们习惯于从中国特有的语言文字寻找答案。现代化需要文化与之配伍。自古以来，汉字、文学、政治就是三位一体。本来属于政治的皇帝诏书、奏对封事、科考文章、出师表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双双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不朽范文。

    中国的文学家十有八九是朝廷官吏，只不过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官吏参差不齐，有的可以经邦治国，有的不过是龙钟腐儒，不谙政治。从鸦片战争算起来，半个多世纪，中国事事不顺，处处挨打，当然与中国“以文代政”的体制不无关系。不过客观地说，比改革“以文代政”体制急迫的事情多得很，理应先其急而后其缓。何者为急？改革政治体制本身为最急迫，具体说应该变“诸事出于一口”为“诸事决于公议”，即施行宪政，还权于民。

    遗憾的是，以此为旨的戊戌变法速败，转移了中国人的视线，中国人攀山无路，索性绕山而行，在山外冥搜盲索救国之途。山隐天，海孕日，很多好东西藏于山与海之间，避之安得？不幸的是“山”与“海”被中国人回避了。大物不见，小物必显。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人死死盯住汉字，把汉字及其由汉字创作出的古典文学视为改革目标。胡适们认为汉字、文言文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是祸水，将其贬得一钱不值。胡适大笔一挥，屈原、刘勰、司马相如等大手笔皆成为民族罪人，古典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艺儿……以此愉悦耳目”（胡适：《白话文学史》）。

    如果能耐下心读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著作，完全可以编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罪孽大全》。胡适见字母若惊，疾汉字若仇，洋洋洒洒写下数百万攻击汉字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以卖传统文化求荣的文化汉奸。亲痛则仇必快。

    胡适等人所作所为正中不怀好意的洋人的下怀。西方本来尊重中国汉学传统。传教时慑于华夏厚重的文化传统，他们不敢轻易开枪开炮（开始也动过开枪的念头，后来发现了美奂美轮的中国文学，认为对华夏只能柔服不能武取），破了传教“枪炮先行”的规矩（在印尼、印度及其拉美国家传教时都开枪镇压过反对者）。洋人万万想不到中国人会自动交出国粹，在文化上臣服。

    就这样，西方人先兵后礼，诛叛柔服，萝卜大棒，两面皆赢，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在“武功”与“文治”两方面彻底征服了泱泱大国，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了欧洲中心主义体系，把汉语纳入到语音中心主义体系。当然这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丝好处，然而绝对不容忽视其恶果：汉字失去独特价值，一步步变为表音符号（原来是表意的），“中国文学”则成为“欧化小说”的别枝，中国人的自残为实现“英文一统天下”铺平了道路。

    汉字疵咎固多（参阅前文《环肥燕瘦，方圆难周——汉语得失论》），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诛，在一定程度上功可抵罪。汉字别具匠心，通过既有抽象意义又有具体意义的符号，组合出东方特有之美。主张汉字革命的人最不满意的是：a汉字叙事功能薄弱（文言文体偏于审美功能），汉字作品多为诗词歌赋，少有长篇叙事作品；b汉语书面语呈现贵族化特征，一般平民难以染指。汉字革命就是要改变这一现实，把学习文字的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学习数十个字母（如同西方那样），把中国文学改成以小说为主，实现平民化。

    汉字革命派忘却了汉字造美功能正是西方文字所缺乏的，忘却中文可以与西文互补。没有中文，西文将失去抗席者，成为不可动摇的霸权。至于贵族化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汉字属于艺术，艺术从无贵贱之分。西方文学偏于平民，然而西方芭蕾舞、美术、歌剧、交响乐却都是贵族的，西方人从来没想到要将它们“平民化”。

    如果凡贵族的都该破，世界早就不存在芭蕾舞与交响乐了。胡适以偏代全，以破代立，与事实乖，与道理违，处处露出“大胆假设”的破绽。汉字革命矛头为什么要转向文学？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学特征是由汉字特征决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美功能强、叙事功能弱等特征完全是汉字使然。牵汉字一发，动文学全身。胡适深知，汉字根基甚固，迂回进攻，堡垒反而易取，所以把火力对准了中国古典文学。

    为获得民众支持，胡适打出“大众化”旗帜，希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以壮声势。他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胡适的用意很明显，消灭汉字之后文学反而会繁荣起来，因为人们可以用嘴创作文学作品。在胡适看来，文学可以完全脱文字，不识字的村夫农妇亦可为之。

    胡适混淆了：a书面语文学与口语文学的差别；b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差别；c传世文学与时尚文学的差别。文化不存，民族无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断流，传统之湖干涸。1958年，中国曾出现全民作诗的奇观，也许那就是胡适大众文学主张的一次实践吧。

    钱玄同对汉字的诋毁完全是非理性的：（汉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钱玄同把“废汉字”与“废孔学”相提并论。

    在钱玄同看来，汉字还不如一堆麇集的苍蝇，苍蝇还有些活气，汉字简直已经腐烂发臭。消灭汉字的呼声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家鲁迅在死前甚至唱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最高音。治汉字高手都诅咒汉字死，汉字如幕上燕巢，岌岌可危。厥后，破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取消汉字也罢，汉字拉丁化也罢，一切豪言壮语都是一过性的，就像戏剧中的龙套，没有太多的人记得谁在跑，然而影响却一直在延伸着，现在仍看不到尽头。

    尽管“汉字革命”反对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鸿铭、吴宓、林纾等重量级人物，阵势不可谓不强，然而还是敌不过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为何学衡派速败？至今未看到一篇令我信服的文章。窃以为，就文化而言，“破坏”与“保守”争锋，总是前者占便宜，因为破坏者总会以“将来我们可以建设更好的”为钓饵。汉字革命也不例外，结果自然是西风袭来百花残。

    用西方那一套置换中国的国粹，是典型的虚无主义（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人矢口否认）。中国表面上以中庸之道自诩，实则一直处于“极端”，未得其中。中国历史上多数改朝换代都是通过血肉拼杀完成的，每一次老百姓都是热情参与。文字与文学革命亦然，胡适登高，万众响应，与历次举事者得到百姓响应并无不同。百姓不免要把梅光迪等人视为“遗老”。大而言之，学衡派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宿命，责不在其人，更不在其说。实际上，学衡派词锋锐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请看，吴宓是这样对待中外文化交融的：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自光绪末年以还，国人忧国粹与欧化之冲突，以为欧化盛则国粹亡。言新学者，则又谓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确实二说均非是……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采。”（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博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吴宓越俗高谈，自立户牖，辞切理明，论如析薪，于己无关而于国有利。今人读之，孰不动容？如果说1900年发生政治危机，中国主权危在旦夕，那么十多年后，中国文化发生危机，传统危在旦夕，两次危机逼肖之至，都是国人偏于一端受到的报应。

    不同的是，前者损失的是领土与金钱，后者损失的是弥足珍贵的国粹。当时，国人只见政治损失而不见文化传统损失，企图以牺牲汉字为代价换取国家崛起，反映出固执与偏见。为策略起见，在陈独秀的规劝下，汉字仇家采取了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取消文言文，第二步取消汉字）。于是就有了对文言文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26年鲁迅与朱光潜之间的一次过节。朱著文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一般》杂志1926年第1卷）

    鲁迅看到这番话立即予以回击：……说起要写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感到沉重。（《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

    若不仰仗深厚的文言功底，鲁迅何来文豪美誉？鲁迅言不由衷矣，若非文言文功底深厚，怎写得出《汉文学史纲要》这样的传世之作！若不依仗旧学功底为何与古之大家气类相同而与众小有异？在某种程度上，鲁迅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当时只有骂传统的才是英雄。

    汉字拉丁化运动一半出于西方的压力，另一半出于中国人的自觉自愿。那时，已经有许多学人认识到文字与文明建树、思想认识的关系，甚至看出文字与国计民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研究与思考，一部分学人以为中国之落后挨打汉字难脱其咎。

    仅从语言文字表象上看：十九世纪的现实确实是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欺负使用汉字的国家，即西方国家欺负东方国家。列强企图把自己的语言文字强加给被征服者，并对其施行“语言奴役”。时势给人一种假象：要想摆脱列强奴役，必须加入拼音文字行列，成为拼音族中的一员（有人举例说，日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使用假名）。

    然而从事后看，西洋人把“语音中心主义”贯彻到神州大地的初衷最终还是未能完全如愿。这一结果绝非偶然，是客观规律发挥了威力。可以将这一规律描述为：就文字而论，如果借助于武力等非常手段，强势文字可以吞并弱势文字；然而无论借助于什么，弱势文字都不能吞并强势文字。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弱国，文字却是强势的。

    不管汉字革命派看法如何，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化是个包容极大的概念，可以细分为科学文化、形而上学文化、非文字文化、文字文化等。这些文化中，文字文化的独立性最强，最可能从军事、政治范畴中逃逸出来，展现其独立形态。

    汉字即如此，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大多被“西化”了，然而无人能彻底“化”汉字。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依恃他族语言文字而兴盛发达。所有的语言文字置换都是殖民者强迫的结果（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很多见），只有中国出现了自己愿意取缔自己的文字的咄咄怪事，对这种至耻之事实在难于发言，然而又不能回避，因为“取消汉字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人本乡人，岂无乡思？华人乡思蕴藏于诗词歌赋之中，“床前明月光”与“明月几时有”永远属于华夏乡人。“白云在天，长离别矣”（王褒语）！只好“际以哀典，捧泪一掬”（黄兴语）了。

    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最富价值的已经不是现代化之所赐，而是现代化之所失，“所失”价值比“所赐”价值更大。世界各族，无不珍视传统，无不对国粹握之不置，怕如赵璧。只有中国人风来俗易，令往民随，敢于在一夜之间毁千年文物。传统汉字文化似奇花异草，天下独绝，思之而形消，念之而人瘦。

    如今汉字虽在，许多汉字文化却被剿杀，含冤而没，如果它有坟墓，我当虔诚跪拜，拱木当收忠魂。涕之无从，言不写意，以此为慰！自文字而观之字繁文简，自文章而观之文字繁文章简，此汉字之大观也。字生于文，文生于万象，万象生于太极。汉字纳太极之养而续命，故巧构妙契，天人合齿，入于纤微而充于广大。传千年者，非因此耶？今人好事，以为事事高明于古人，恨汉字而瘦其身，不知汉字与太极连类。标高而削其形，海大而小其围，造人似鬼，使人见而惊走。主简化者想象新诡，挂漏却多，以为符号者简简益善，实考之未赅，察之未审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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