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试没啥好说的,在贵州这破地方,有志于明年乡试的生员,基本上都能通过提学官组织的科试。
自成化十年以来,贵州的举人名额一直为十九人。
全省应考人数顶多三四百,再加上路途遥远且危险,能健健康康走进考场的,每届大概三百人左右。如果再遇到山洪爆发什么的,来往官道被堵塞,可能应考者还不足两百人。
两三百当中取十九人,贵州的中举率相当之高,起码是全国平均数的一倍以上!
如果王渊明年就参加乡试,那他运气更好,因为举人名额又要增加。
托刘公公的福,明年的中榜和南榜地区,举人名额都将大幅度提升。因为刘瑾自己是北方人,投效他的官员也多属中、北榜进士,排除异己时又刻意打击南榜进士,并有意拉拢不反对他的中、北榜进士。
多方面因素结合,刘公公做出一个疯狂决定——
正德五年乡试,陕西(刘瑾家乡)举人名额增加三十五人,从六十五直接提升到一百!山西名额增加二十五,河南和四川名额分别增加十五人、十人……贵州也跟着沾光,举人名额增加二人。
刘公公很有手腕啊,想把太监与文官之争,转化成南、北、中榜进士之争,直接在文官集团内部搞分化。
于是就出现一个扯淡现象,李东阳明年干翻刘瑾的时候,正好跟全国乡试时间重合。等朝廷宣告新版名额作废,大部分地区已经公布成绩,你还能剥夺那么多新科举人的功名?
更有趣的是,正德八年再次乡试时,其他省份新增名额作废,唯独云南和贵州保留下来,依旧沿用刘瑾规定的数额——很可能是云贵叛乱太多,朝廷想要加强地区统治,而推行教化又属于第一要务。
……
文明书院。
这个书院始建自元代,明初便已废弃,永乐年间重建,到成化朝再度废弃。
席书和毛科来到贵州之后,召来本地士绅搞众筹,包括宋氏和安氏都有出钱,现在终于把文明书院重新建好。
可惜师资力量不足,在王阳明下山之前,只能请些老秀才当教谕。
王渊交了学费,便跟宋灵儿、刘耀祖一起进书院读书,龙岗山诸生也全都住进书院。
饭堂。
王渊打了一碗饭回来坐下,问道:“宗鲁兄,你们怎么都不参加科试?”
陈文学笑道:“自从求学于先生门下,我等自知学问浅薄。若明年就去云南应乡试,来往路途要耽搁两三个月,何不用这些时间追随先生左右?”
好嘛,陈文学、汤冔、叶梧等人,为了留在王阳明身边求学,连明年的乡试都不参加了,所以今年的科试也懒得去考。
王渊说:“前几天科试,我发现好多陌生面孔,去年考试怎么没见过他们?”
越榛解释道:“这些生员,大部分属于官宦子弟,他们的父亲在外省做官,全家都搬出去了。虽为贵州籍学子,其实从小就在异地进学。只有参加科试,他们才会回贵州,拿到应试资格之后便去云南应考。”
“原来如此。”王渊恍然大悟。
叶梧无奈摇头:“每次乡试,贵州的举人名额,都被这些官宦子弟占去大半。毕竟他们读书的地方,比贵州要文风兴盛得多,土生土长的本地生员怎么考得过?”
越榛和詹惠都不说话,因为他们两家,历代就出了不少大官。
这次返乡参加科试的异地生员,越、詹两家就有五六个,全都是他们的亲族兄弟。不出意外,明年中举的贵州生员,至少有两三个是这两家的子弟。
对于本地士子而言,确实不太公平,但人家是严格遵守朝廷法度啊。
就拿王阳明来说,从小在北京求学,跟父亲王华住在一起。如今的阁老们,大半属于王华的翰林院同事,当年王阳明会试落第,李东阳还亲自安慰过他呢。享受如此优渥的教育资源,王阳明同样要回乡参加科试和乡试。
吃过早饭,王渊老老实实去读书,他现在每天背诵十首古诗。而且不求甚解,只需懂得诗歌基本含义,又能熟练背诵即可,王阳明是在培养他的辞感。
等王渊背完一千首诗,王阳明就给他讲《文心雕龙》,接着还有进阶课程《文章轨范》。
《文章轨范》收录了从汉代到宋代的六十九篇古文,其中韩愈的文章独占三十一篇,另有诸葛亮、范仲淹、辛弃疾、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名篇。到时候,王阳明会把每一篇都拆开来讲,着重分析这些文章的修辞技法。
“王二哥,你不去听先生讲学吗?”刘耀祖问。
王渊说:“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哦。”
刘耀祖已经从宋家搬出来,宋公子给了他十两银子。
至于宋公子,不但放弃了科举志向,也放弃了继承权(贵竹土司),选择去宋氏族学当老师。按他的说法,宋家已经堕落腐化,不但不敢面对叛军,还整日内斗不休。宋公子决定从小娃娃着手,悉心教导宋家的下一代,让宋家子弟知荣辱、懂礼节、有道德、
宋灵儿拿着一本《孙子兵法》,坐在王渊旁边认真默读。等她能够整本背诵,王阳明才会给她讲解其中大义。
刘耀祖则背着书包,来到书院的大讲堂。
沈复璁也在,给席书做幕僚的同时,沈师爷还当了文明书院的教谕。
这几天,沈师爷与王阳明聊过几次,但话题跟学问没啥关系。二人是同乡,都在聊一些家乡往事,甚至沈师爷还是王阳明父亲的县学同学——名义上的同学,并无实际交往,王华考中秀才之后,就被浙江左布政使请去当族学老师。
沈师爷对王阳明的心学不感兴趣,但他要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所以今天也跑来听课。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王阳明的肺病已无大碍,站在讲台上宣扬“致良知”理念。
刚开始,大家不觉得有何新奇,但当他讲到“知行合一”,顿时就引来无数学子的兴趣。同时,决定明年参加乡试的生员,听到一半就全都跑掉了。
王阳明根据贵州学子的实际情况,尽量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数日之后,他干脆全部用俗语来讲学,授课方式已经偏向于聊天谈心。
程朱理学在贵州影响不大,甚至许多士子只知科举,根本不知道理学是啥玩意儿。
对心学的接受程度,贵州士子远高于其他省份的读书人。再加上有提学副使席书的倡导,所有生员都来听课,中途退出的有之,但半道加入的更多。半个月不到,王阳明的课堂听众已经超过二百人。
又过了一个月,王阳明只能在书院门口讲课,因为教室根本放不下那么多人。
不仅是读书人,就连贩夫走卒,也没事儿跑来听课打发时间。他们或许不识字,但能听懂王阳明的道理,这就是王阳明用俗语讲学的根本目的。
两个月之后,听课人数达到六百人以上,书院门口的街面都站满了。甚至有小贩做起生意,挑着担子跑来卖吃的,人们往往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王大爷讲课。
这种讲学方式,后来被泰州学派的祖师王艮所继承。
王艮讲学的巅峰,一场听众可达数千,而且大部分属于普通老百姓。
不论如何,王阳明都成了贵州城的现象级人物,有点类似平民心中的学术明星。甚至发生邻里纠纷,双方都去找王阳明评理,王大爷经常化身为居委会王大妈。
王阳明的忠实核心弟子,很快扩张到三十多人,形成一股年轻的学术力量。
王渊没去听课,依旧学习四书五经,每天练字背诗做八股,连刀法、箭法和骑术都不怎么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