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0466 吴襄杨麒到】

    “不是数一数二，只怕韦宝现在的家产已经超过咱们吴家了！只要他能拿稳辽南，到时候，整个辽西辽东的世家大户合在一起，也赶不上韦宝的十分之一！”韦宝说的有些夸张，但是韦宝真的拿稳了辽南，的确可以在整个大明排的上号！

    “好了好了，三凤已经知道韦宝现在厉害，不会再和韦宝吵架了，去吧。”吴祖氏笑呵呵道。

    虽然吴祖氏那日接待韦宝，表面上对韦宝不咸不淡，虽然很客气，却并是真的很热情。

    但吴祖氏心里是认可了韦宝的，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不无道理。

    只有老丈人才会对女婿防备心重，不停的挑刺，似乎女婿抢走了他啥宝贝，尤其是疼爱女儿的老丈人，与女婿关系处不好，很正常。

    吴祖氏本来就算清楚了这笔账，招韦宝做女婿，比找祖可法，划算不知道多少倍，再听闻韦宝办事如此大气，更是喜欢。

    吴襄和吴三凤亲自去赴宴，这算是给韦宝极大的面子了，也算是辽西世家将门彻底认可了韦宝的地位，认可了韦宝是辽西大户的事实！

    等他们在去山海楼的路上，收到了管家老吴从吴家底下各个商号汇总来的消息，知道韦宝今天总共花了九万多两纹银，不到十万两纹银。虽然没有外面瞎传的那么邪乎，但是近十万两银子，在这么短时间内花出去，恐怕也只有韦宝会这么做了！

    吴襄和吴三凤到的时候，正赶上指挥使杨麒和他的公子杨弘毅到来。

    这让两对父子都有些意外。

    永平府的知府祖光耀就是祖家的下人，看似职衔光鲜，跟实际权力跟吴襄完全没法比。

    而挂名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实际上是不长期待在山海关的，反而因为另外一个都督的职衔，长期在关外，跟蓟辽督师在一起。

    所以，杨麒和吴襄，便是辽西官场上实际的老一和老二了。

    这个老一和老二，也并不分多少高下，因为杨麒是外来官员，属于蓟辽系，其实也没有多少实权，只是代表官方罢了。到了明朝末期，朝廷实在无力供养辽西辽东的时候，索性将辽西辽东一带的总兵都分给当地世家将门，便是这么来的。

    “吴大人好啊，没有想到你平日深居简出，甚少参加商贾之间的聚会，今天也来了。”杨麒笑道。

    “杨大人好，杨大人身为山海关的指挥使大人，能出席一个商贾的聚会，才叫我意外呢。”吴襄暗暗反击道。

    俩人虽然名义上同处于山海关的官场，但是平时一两个月也难得见上一面，实在谈不上多好的交情，而且都是防卫心理很重的人，说话间，很容易就带上暗刺。

    杨麒和吴襄说话，吴三凤也与杨弘毅客套几句，俩人也是完全没话说。

    四人在一帮随扈陪同下，由着山海楼和天地商号负责接待的人带路，进入山海楼。

    今天可是将山海楼掌柜孙九叔给忙坏了，山海楼好久都没有这么大的场面了。

    此时芳姐儿负责柜台事务，孙九叔本人都亲自做起了招待，不停的接待客人，并指示伙计上菜上酒，安排客人座次这些事情。

    “一二楼三楼都塞不下了，看样子，有一大半的生意得分给别人做了。”孙九叔望着人山人海，不断涌入的客人，又高兴，又惋惜，恨不得将生意都做了才高兴：“这韦公子还真的是大手笔，他请一次客，咱们一两个月的营收银子合起来都赶不上啊。而且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客人，韦公子让咱们有多贵的酒菜，就上多贵的酒菜。”

    芳姐儿看父亲興奋的巴拉巴拉说个不停，只是温柔的笑了笑，想到韦宝，心里无限甜蜜。

    孙九叔现在已经不反对芳姐儿和韦宝在一起了，反而担心今时今日地位的韦宝，会看不上自己的女儿，时常为当初硬要韦宝考中举人才能让俩人交往的事情而后悔。孙九叔还并不知道韦宝和芳姐儿已经发生过关系的事情，更不知道芳姐儿已经答应给韦宝做小妾的事儿。

    “爹，吴大人和杨大人到了！”芳姐儿眼尖，见吴襄和杨麒进来，急忙捅了一下靠在柜台歇息的爹爹。

    孙九叔嗯了一声，兔子弹跳一般的动了起来，急忙笑脸相迎：“哟，是指挥使杨大人和同知吴大人到了，有失远迎，罪该万死。”

    杨麒和吴襄看了眼弓着个背，大虾米一般的孙九叔，都没有吭声，略微点个头，便算是答复了。

    “大人们请慢走，我这就带二位大人和公子上三楼雅间，韦公子在那儿呢，我们山海楼最好的包间已经给大人们准备好了。”孙九叔对高官冷淡的态度并不以为意，依然很是热情，仿佛年轻伙计一般，热情和干劲都很足，卑躬屈膝的朝前带路。

    芳姐儿看见自己的爹爹这样在吴雪霞的爹爹面前，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若是没有和韦宝在一起，以前她爹爹这样，她不会有多少感触。

    芳姐儿暗暗下决心，跟了韦宝之后，自己一定要在天地会混出头，就算可能在韦宝的女人中，她的身份地位压不住吴雪霞，但是在对韦宝的帮助上，她一定要争一争头名！

    芳姐儿觉得以韦宝的聪明才干和魄力胆识，该不会完全被女人的美貌蒙蔽眼睛，也不会完全被女人的家世蒙蔽眼睛，未来的路还长，要获得韦宝的垂青，谁能在事业上更加帮助韦宝，谁将在韦宝的女人当中占上风。

    其实芳姐儿有了这么一个打算之后，她最大的对手便不是吴雪霞，而应该是范晓琳才是，范晓琳和王秋雅、徐蕊，现在都直接在天地会内部做事，而且职务都很高！最高的是范晓琳，副总管事！

    孙九叔领着杨麒、杨弘毅、吴襄、吴三凤等人上楼，刚到三楼最大最豪华的雅间门口，便听闻里面一阵热闹的哄笑声。

    众人都起哄要吴三辅喝酒。

    吴三辅笑呵呵站着，大声道：“这酒我喝了，不过我说好，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可不是我要做的，是你们硬要我做的啊！而且，我以前连商会这俩字都没有听过。别人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都是叫商帮吧？”

    原来，众人都在起哄让吴三辅这个商会会长讲话呢。

    韦宝笑着解释道：“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一般是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法律特征有互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商会是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也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一种典型的商会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加强同行业企业间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调同行业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另一种商会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公司、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组成的组织。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他们是以地域而来的称呼，有很大的局限性！咱们蓟辽商会，未来旗下还要创办粮食总会，布业总会，烟酒总会这些行业商会的，比他们更细致，更科学。”

    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是明朝中后期的主要商帮，一直到清末，都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只是赣商和苏商后来渐渐式微。而晋商、徽商和浙商则是一直活跃的。名气都很大！

    现在明朝的两个最大的商人集团，便是北方的晋商和南方的南直隶商帮，而南直隶商帮其实便是由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联合组成的。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便是江南文官集团，或者说，就是东林党，东林党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区的官员形成的。

    商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为维护其营业利益组织的社会团体。旨在收集国内外市场情报，调整工商业内部纠纷，介绍进出口对外贸易并代表商人利益向政府陈述意见。

    旧中国商会创始于清末，陆续设于全国各县、市及较大乡镇，并有全省和全国的组织。一般由同业公会会员或是商号会员组成，常为大资本家及地方绅士操纵。有的还有反动武装。

    商会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

    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

    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

    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1902年，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

    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1904年，根据满清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章程附则六条》。

    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

    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

    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

    韦宝在明末就提出商会的概念，从理论上，将中国的商会形式提早了二百多年！光凭理论优势，就比其他这个时代的商帮，具备先天优势！

    天地商号，天地会则更不用说，因为天地会从韦宝创立之初，便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组织，而是一部紧密的政权机构，政治机关，庞大而精细，具有明确的政治述求，这又是商会没法比的了。

    众人都听不懂啥叫商品经济，啥叫市场经济，让韦宝解释。

    韦宝笑了笑：“不管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买卖双方共同说了算！方便交易，公平交易，商人权益受到保护！反正，咱们商会从创立一开始，就比晋商、徽商、苏商、赣商和浙商他们要厉害的多！大家一起再吴会长一杯酒吧！”

    众人也不纠结于啥意思了，都感觉韦宝的确是个人才，有了这种正式的名称，以后蓟辽一带的商人也有自己的招牌了，以后能不能跟晋商的辉煌相提并论还不知道，反正喊出去，挺亮堂的，这是大家的感觉。

    杨麒在门口看了看吴襄，暗忖你还弄得像是临时来的一样，感情你儿子都当上啥蓟辽商会的会长了啊？

    吴襄则是一脸懵逼，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暗忖吴三辅是不是又被韦宝拉到啥套子里面去了啊？

    还有一点让吴襄很奇怪，听出里面有很多官场上的人物，还有不少山海关一带的世家大户，这些人不该这么和气，这么热络的吧？因为有韦宝在啊，大家都对韦宝坑了大家一次又一次，没有成见了吗？

    杨弘毅和吴三凤则很嫉妒。

    虽然杨麒在名气和地位上，与吴襄不相上下。但是杨弘毅的名气和地位就比吴三凤差的多了，关内外没有听说过吴家大公子的人还真不多。

    吴三凤在后世没啥名气，那是因为都主要在家族内部活动，而且也没有像吴三桂最后成为山海关总兵，在晚明叱咤风云。

    吴三凤就比杨弘毅更气了，暗忖这什么蓟辽商会是什么东西？要弄这种东西，也应该是他爹来当家啊！什么时候轮到吴三辅了？就算是爹不当，换成旁人，也应该是他这个吴家大公子，才名正言顺吧？

    孙九叔见几个人停住了脚步，示意要不要开门通报啊？

    杨麒点个头，意思开门。

    孙九叔这才推开门，笑着唱喏道：“指挥使杨大人，同知吴大人到！”

    这掌柜的还真六，跑堂的功夫很扎实。

    厅内众人闻言，急忙停下喝酒，纷纷站起身来，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杨麒，和吴襄差的太远，都毕恭毕敬的。

    众人纷纷向杨麒和吴襄问候，孙九叔则知趣的退了出去，到门口让伙计好好侍候。

    今天山海楼的伙计根本不够用！山海楼正宗的伙计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负责上菜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们自己的家丁和随从负责充当伙计了。

    在雅间厅内，吴雪霞坐在大桌的旁边，是一张小圆桌，不过，隔着个屏风。

    大明女人再尊贵，这种正式场合也不可能与男人同桌。

    吴雪霞见爹爹和大哥来了，也急忙起身出来相见。

    “大家不必拘礼，我临时得到的消息，过来转一转就走了，都不必拘礼。”吴襄虽然有好些疑问，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杨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韦公子的人刚刚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准备吃饭了，想想还是天地商号的酒菜好，便过来了。”

    杨麒平时板着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在私下里，还是很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

    杨麒的话，引得在场诸位达官贵人一阵轰笑，气氛也轻松了不少，早有人将二人请在上首坐了。

    然后吴三凤和杨弘毅依次入座，吴三辅坐在吴三凤下手，韦宝坐在吴三辅下手。

    今天因为是韦宝请客，韦宝是东主，否则就算韦宝此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资历摆着，他要坐，也没有办法这么挨着吴襄和杨麒入座的。

    “韦宝啊，你这个蓟辽商会是怎么回事啊？让三辅当什么会长，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没有做过生意，怎么当得什么会长啊？”吴襄一入座，便开门见山道。主要因为怕引起杨麒的误会，等下以为他和韦宝串通好了啥的。

    韦宝急忙又笑着解释了一番商会的作用：“吴大人，在我看来，咱们蓟辽，辽西辽东，早就应该弄个商会。这样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稳定嘛。至于商会会长这个位置本来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吴大人正合适，但因为是我们山海书院的几个同窗先搞起来的，大家都公推三辅大哥，所以暂时先由三辅大哥担着，若是吴大人有什么不同见解，可以再另外选嘛。”

    吴襄一听是这么回事，嗯了一声，暗忖韦宝的花花肠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辅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算账都不会，打算盘都不会，做什么会长？”

    韦宝摇头道：“吴大人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做过生意，可以学，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关城边上每天那些卖菜卖粮食，卖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吗？三辅大哥身为秀才，饱读诗书，还能比他们差么？另外同窗们都公推三辅大哥，说明三辅大哥他威望高，人缘好，这是最重要的。商会主要是个联络的作用，净化商场的风气，会长本人有声望，有人缘便可，并不需要多会做生意嘛。”

    听韦宝这么说，众人无不点头附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

    “小宝啊，我说了不成的，爹，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吴三辅立马接茬道。

    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而是看向韦宝：“你们这个商会，还能怎么净化商场？”

    “这简单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比方说，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在我看来，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赌博害死人呀！”韦宝笑道。

    众人闻言，都暗忖，要不是赌博成风，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

    韦宝说赌是大害，还真不是瞎说。

    在韦宝看来，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

    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直到山河变色，悲情灭亡。

    明代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出名火热，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商业活动”，却首推赌博。

    虽说明朝开国时，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国初榜文》记载，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官员赌博要罢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听到“赌”字就哆嗦。

    可万历皇帝亲政后，上朝都没心情，“抓赌”也懒得做。《酌中志》更记载，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经常在宫里开赌，招来“司礼监掌印”“东厂秉笔”等一干太监，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

    如此“带头”，大明朝的赌博风气，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

    于是，到了万历晚期时，明朝民间的赌博风，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菽园杂记》记载，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新赌法“叶子戏”，按照赌资来发牌，万万贯的纸牌，命名为“呼保义宋江”，百万贯的纸牌，命名为“行者武松”，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最便宜的万贯纸牌，名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汉”站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

    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也没有人反对，韦宝又接着说：“欺诈，不实诚，做生意不规矩，短斤少两，欺骗，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有过硬的信誉才成！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破除这些歪风邪气，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形成更大的组织！”

    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韦宝的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

    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

    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在清末，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

    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

    “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缘，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关键要大家买账，能聚拢人心。”韦宝笑道。

    众人一起称是，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

    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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