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布完罪己令和运粮令后,就在刺史府等着,估计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询问。果然不多时,报郑玄、卢植、陶邱洪、邴原等入见,刚刚坐定,还未及说话,门下又报孔融等人进见。孔融倒是心急,刚刚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进言道:“闻使君令诸君及各县运粮与贼,可有此事?”
我笑道:“确如公言。”
孔融急道:“此事万万不可!徐和聚众呼啸非一日矣,往日官府亦多有招抚,不过空费时日,贼等反复无常,全无其效,此等贼徒,岂可与言信义?今贼粮略尽,上下离心,此正将士效力,一鼓可破之时也。奈何反以粮资贼?徒使坐大,此襄公之仁,于事无益也。”
我大笑道:“文举所言不差,吾正欲使贼久居青州也。”
孔融大惊,卢植、陶邱洪却已是恍然大悟。
我见孔融不解,解释道:“文举既言贼众粮草不济,贼众又岂能不知无粮必当其败?将有五事:当战即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则走,不能走则降,不能降即死耳。公亦言,贼众欲战不能,欲守无粮,又素无信义,降与死亦不能为,如此则当走矣。而青州军势之盛,一时无二,贼不能北渡济、时,必当南窜兖州,而兖州刺史岱等皆从绍与董贼对于河内,州郡空虚,一旦徐和南窜,是难治矣。果如此,是以邻为壑也。况岱等征董卓,是为国事也,青州讨黄巾,是为州事也,焉能以一州之安,而废天下大事?此吾不为也。”呵呵,其实我心里想的并不是这样,我主要还是贪图历史上所谓的曹操“三十万”青州军,更不想就这么把他们逼到曹操一方去了,而且历史因为我代替刘备而出现改变,但是我并不想曹操也因此能出现机会提前取得兖州牧,我还想借目前形成的我领先曹操几年的优势把我们的差距尽量拉近一些,抵消一些曹操谋略上的优势,所以我是一点可能的机会也不能给曹操。
孔融还是有点不解:“使君所言是矣。然若青州此时出军,贼尚不及远遁,融意似不需如此周折。”
卢植笑着接道:“前日为止五铢事,军事皆废,诸处皆以安守为务,今欲为攻战,当先激励士气,有所筹划。且前日州郡人心多有所动,至于欲有所谋者,是时方有所安,亦不可不另加安抚。故青州之军,非十日半月可动,当先安贼心,使之首鼠两端,贼即得粮,少安,便欲急走亦有所不甘,心存侥幸,青州自可从容布置。”
陶邱洪补充道:“明公所送之粮,以吾计之,贼三十万众,人不过黍十五斤耳,强支半月耳,半月之内青州筹谋已定,待出军时,贼亦无粮矣。以吾料之,徐和必尽收其粮,以养精锐,数不过十万,余者皆不得食,虽其十万众粮可支月,然余者老弱孤残二十万众必窘急愤忿而叛焉。夫黄巾者,向以挟裹老弱,扩张声势为患,虽不胜战(胜,一声,不禁打的意思),动辄号十万之众,州郡亦不得不分兵应之。若能令其附依之人皆去,则青州集锐聚勇,并力一隅,可一战而破之,无复后患矣。”孔融叹服,众人称善不已。
我也点头赞同,以我的估计,即使没有粮食了,徐和也大不了一走了之,内部不见得分裂,反而是现在我给他送去一部分粮食,黄巾军内部反而会对如何分配这些并不算充足的粮食发生争执,一种办法是吃大锅饭,正如陶邱洪所说最多只能撑上半月,实际上很困难,而我们差不多再过十天应该可以完成所有进攻准备,到时候青州大军压境,黄巾还是毫无战力,逃跑的最佳时机也已经失去。另一种就是只保障主力部队,可以保障主力部队一个月的粮食,以我们的估计,徐和最大的可能还是会选择把所有粮草收集起来统一分配,优先满足精壮士兵这条路,这样其他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会心生不满。另外,我估算,黄巾军还养不了十万士兵,因为十万士兵的话又有各自的家小,要想让这些人有斗志,就必须顾及他们家人的部分口粮,这和平均分配没有区别了,所以徐和顶到天能保证5万精壮的粮食已经不错了,其他的人恐怕都顾不上了,这些没有口粮保障的黄巾只剩下主动向我投降一条路可走,即使有不想投降的,肯定也无力作战了。而这些人大量的投降,又反过来不可避免的对剩余的黄巾士兵产生巨大的士气上的影响。
随后几天,前期卢植派回徐和处的投降黄巾士兵陆续有密报送到,果然,徐和将粮草大部集中,拣选精锐少家小者4万余人,粮食优先保障这支部队,其他黄巾各部及前期所挟裹百姓全部断粮。因为我之前是大张旗鼓的宣传给黄巾各部提供粮草之事,使得全青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巾各部自然也知道,因此没有分配到足够粮草的各部顿时大怒,以至于有起兵前去夺取徐和屯粮的事,虽然很快就被徐和镇压,但是整个黄巾人心离散,各部反目为仇,纷纷过河投降青州各军及郡县,至有一日达万人者。徐和马上出兵截杀,自己先乱哄哄的内斗了几日,然后迫于压力,徐和不得不拨出部分粮草给其他老弱各部,然而远远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黄巾各部已经是毫无斗志,数百头领无奈之下纷纷派人和我们联系,约定只要青州军一渡河,他们就马上接应投降,只求青州能私下悄悄的给他们一点活命的口粮而已。
我下令各处各军每日夜里悄悄的应这些的要求运少许粮食,托言徐和亲信各部巡视的紧,不能大规模救济,因此不过2、3日,黄巾各部对徐和已是恨之入骨。同时我命令各军抓紧时间做好出击准备,平原经卢植及各县已整顿数月的前期作战所俘获万余黄巾士兵分别补充给关羽等各部,原青州部队也就近分别统归关羽等人指挥,乐安军队全部接防其境内青州军对司马俱的防守,济南军队也做好从内部出兵接应的部署。太史慈所部在补充了数千士兵及各种物资后全面负责防备齐国东侧张绕及司马俱等部。其余诸将,即卢植、关羽、张辽、高顺、简雍、吴淮、刘政、王基、陶邱洪、邴原全部随我出征徐和,张飞所部骑兵旅连日取道齐国,前往青州和兖州边界一带待命,随时准备截击徐和退往兖州的后路。
一切准备停当,初平元年(一九〇年)七月六日青州、平原军六万人渡过济水、时水,分五路展开了对徐和所部黄巾的最后围剿,五路大军预定在济南城下会师。大军入境,黄巾军全无战意,动辄万余人举军归附,只有徐和亲信精锐和我军接战。然而很快各部投降黄巾已达十余万,徐和见大势已去,聚集精锐不敢和我军正面交锋,往兖州泰山郡退去,我军紧追不舍,最后徐和在青、兖边境被张飞7千余骑兵夜袭,全军崩溃,徐和仅率万余人退入兖州,在各地流窜劫掠,因人少未成气候,后辗转前去和黑山张燕等部会合,部分散部东窜和张绕等会军。
征讨徐和已定,大军随即驻扎于利县、临淄、东平安、益(县级侯国)、据、朱虚各地整军,收徐和所部精壮又得3万余人,全部编入各军,我手头直接掌控的青州军队达到10万人。重新编制军队,卢植、关羽、张辽、高顺、太史慈每人各领一师(二到三旅不等)共六万人,以上前往各县防备司马俱、张绕等;简雍、吴淮、刘政、王基每人各领一旅5千人,配合管宁等人安置黄巾投降的二十余万人;我自己和陶邱洪、邴原领2万人驻守临淄。
从投降的黄巾中新征的3万余人,差不多把黄巾所有的青壮年都集中起来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他们还是不太放心,毕竟徐和大部不是因为面对面的战败而崩溃的,不能排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迫于无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的,基本上是成建制的,不少比较高级的头领都在。如果这些人心怀不轨,一旦像张献忠那样缓过劲来就聚徒重来,恐怕是不小的麻烦,所以我学习明代的做法,把精壮全部充军打散到各旅,提供口粮,并且以军法管束起来,剩下的老弱即使还有所不满,也没有能力掀起大的风浪了。
随之而来的黄巾降军分得土地之后,劳动力不足不能及时耕种的问题,就由简雍、吴淮、刘政、王基及我亲自统领的4万军队来补充,基本上平均每两个士兵就要负责一户的农事,以曲(250人)为单位划分责任区,这也是为了就近监督以防有人再度闹事。关羽等人的军队也动员起来全力帮助赶制新犁等农具。
前期简雍负责的军耕地,全部直接划分给投降各户,剩下来新分配的土地尤其是在荒废的济水以南地区,全部投入冬小麦的种植中去,7月正是冬小麦下种的绝好节气。
剩下来一个月又是忙得头昏脑胀,原平原郡官员和军队对这些工作已经驾轻就熟,但是乐安、济南和齐国以及青州州府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进行这种工作,免不了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少不了我和郑玄、管宁等人的四处指导和救火。
另外还有几件我亲自动手进行的大事,第一件就是孤儿的安置,这次黄巾降军中又有数千年不满16的孤儿无法安置,我干脆在齐国时水边划了一块地方集中安置,专门在州府支出中定出一项专款。这些孤儿也不用干太多的活,只是让他们熟悉农稼之事而已,主要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先是托郑玄的学生等找了百来人充当老师教他们认字,同时当然也少不了找一些铁匠、木匠、账房先生等教他们一些基本的手艺。过一、两年后等他们能读书写字了,我打算和王郭杨三人编写一些教材,教给他们简单的物理、数学、化学、经济、军事、政治等知识,以及在郑玄的学生里选一些人出来教他们汉代人一般所学习的儒家经典,当然在这之前我还得尽量对儒家学说进行一些新的解释和阐述,但是这种儒家的包装是一定不能少的。原来送到平原的小姑娘等人也一并派人送到这里来一起学习。
第二件大事就是正式设立东海书院,书院不分系科,学生凭自己的兴趣任意学习任何一门课程,课程一开始也只设儒家经典、诸子杂学和兵法三大类,其中的诸子杂学也只是作为开阔学生视野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课程。当然,虽然时间紧迫很多事情的准备都来不及展开,但也不能说一点新意都没有,我打算等书院建好,开学的第一天,就去发表演说,鼓励学子们以桓帝延熹年间“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为榜样,大胆议论青州州郡政治。在东海书院开始筹备的同时,我以“学之不讲,孔子之忧”为由,下令青州各郡县都要筹备设立一所官资学校,人数由数十到上百不等,由州郡县及各地名士等各自推荐学生入学,并负责住宿及为家境贫困的学生提供口粮。
第三件大事内容比较多,首先,在军队中设立类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从曲开始设立领军、部设典军、旅设监军、师设护军,全青州军以陶邱洪、邴原为左、右都护,监、护军等地位和各级军事主官相同,但是在军事上仅仅起参谋作用,并不负责军事决断,主要任务是要负责军队士兵的认字、识条例,下级军官的兵法学习、约束,并且进行爱民、保境、忠君、爱国之类的教育,尤以保境爱民为重,明确提出军民一家的口号,此外也兼有监督同级军事主官、掌握兵心的任务。这些军官,除了关羽等级别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让他们自己兼任外,其他的都从原平原军军官中挑选厚重而得士兵拥护的人暂且担任,以后有了更多了解和更多人才后,再进行调整。另外,为了锻炼和储备人才,曲以上增设两个副职和若干不等的参谋,均由旅以上军事主官和监护军等商议任命。为了保证后续人才的培养,正式以高顺军为教导部,设立各种军事课程,由郑玄、卢植、陶邱洪、邴原等推荐一些人担当兵法、行伍阵营、条例、军法等各类、各级教官。基本上高顺军级别比其他各军高出一级,士兵按照什长、副什长训练,什长、副什长按照屯将、副屯将培训,等等。青州军各高级将领包括我在内还要定期到高顺军中给中高级军官讲课、分析战例,高顺本军中各级军官、士兵也要制度性的开展各种讲习和讨论,讲解各自的带兵、打仗的经验和心得。军队在驻守、整备的同时,各级主官还要厘定中近期的实战演习内容,这一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内容,包括卢植等在内,都不曾想过和平时期居然还可以自己和自己制定作战计划,进行实地兵演来考察军官能力和部队战力,并且还有针对性的暴露和解决部队日常训练与实战要求的各种问题。
转眼间,七月就过去了,徐和部二十来万人的安置问题终于全部结束,各方面的情况也都稳定下来,冬小麦的下种全部结束,军队的整合、训练、演习也全部告一段落,青州政事总算又开始进入新一阶段的日常工作期。
八月初,我下令关羽为都督,陶邱洪、邴原为参军,领张飞、张辽、高顺、简雍、吴淮、刘政、王基七军共八万人,前往讨伐张绕等部,彻底平定北海、东莱二郡国。卢植、太史慈分距各地,严防死守司马俱所部,令其不得对我军行动构成威胁。其中卢植坐镇临淄,为各路总后援。
接下来的一件事,则是大事中的大事,一切事情的根本,我们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依次为依托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并且旗帜宣明地树立起我们和其他诸侯势力的与众不同之处。我派人把王志军从洛阳给我叫回来,不过并没他什么具体事情要处理,政务上的事情,我也已经全部甩手交给郑玄、孙炎、管宁、王烈等众人负责,我们俩要开始系统正规地学习儒家经典喽!
老师当然就是郑玄、卢植二位大儒,孔融、管宁等高人也不时被我叫来陪读,这份师资力量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恐怕都是空前绝后了。
首先,头几遍学习,着重于汉儒所重视的经书,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左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称为十三经。我们俩先不发表任何意见,仅仅是虚心的学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询问辩论。当然了,我们可不是想当什么鸿儒博学之士,而是要准备对儒家学说进行系统的重新阐述。当然,以前估计刘备应该也是在卢植门下学习过这些东西的,不过,我也不管是不是会露馅了,毕竟这件事情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必须要有一个旗帜来凝聚天下士人,而不能总是靠着我一个个的上门去动三寸不烂之舌。现有官员的思想改造也不能总靠我今天一句、明日一词的零敲牛皮糖式的进行。
等认真学习学习理解完一遍郑玄、卢植的儒学见解——他们的这些见解大多以古文经学为主,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今文经学说观点,毕竟汉学今文为官学,虽然实际上古文学已经大兴于世,今文学近于失传前期,但是郑玄等人都是所谓的学通今古文,在很多解释上二者都同是一些迂腐烂词,对于我们企图重新注入的一些新的思想,诸如人本、民本、工商农并重等等实在是无法共容——接下来,首先要以宗周非秦、复孔黜法为名,彻底反对和批驳今文经学和法家学说,尤其是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和“乱、力、神、怪”的谶纬(chèn-wěi)之学,以及彻底弄臭法家集大权于皇帝君王一人之身的法、势、术之论,要把它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支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呵呵,当然必须只是限于嘴巴上的辩论批评,不能和人身攻击那一套东西沾染任何联系。具体则要以《论语》及《孟子》的内容为儒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理论依照来进行阐发。
等我们花了一个多月初步系统的学习完经书,东海书院也初步建成,各郡县选送的学子们也已经来到临淄。九月中,东海书院正式挂牌开课。
在此期间,我和王志军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把《论语》各条全部分类,逐项进行我们自己的解释。等这项工作完成,我们选择“仁”这个《论语》中,也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术语开始阐发我们自己的解释,确立“仁者爱人”、“泛爱人”在一切儒家思想中的理论基石的地位,最后要推出的基础理论是“以人为本”。
大致准备好以后,这一天的课程是复习《论语》,我特意招来孔融、管宁、孙炎、王烈等“陪读”,一开课我就明确说道:“备以为仁者,人也,以人为本也,别无他说。”
郑玄笑,道:“无乃不亦陋乎?”
我解释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学而第一》(论语第一章)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在父子,悌在兄弟,信在朋友,泛爱众在爱民,孔子曰“则亲仁”,岂非亲仁在亲亲而及人乎?故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孝弟为仁之本,亲亲至于亲人则亲仁,则仁之根本在人而泛爱众,此其一也。
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则恭以敬人、宽以得人、信以任人、敏以成人、惠以使人,凡仁五事,皆以人为本,此其二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修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以施民济众,亦即“泛爱众”也,孔子以其非独仁,可谓圣也,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担忧自己在这点上做得不好)。己欲立者必先立人,己欲达者必先达人,则仁之以人为本,以泛爱众为立、达,不亦明乎?故曰:仁,无他,以人为本,而能爱人焉。”
众人沉思,而后纷纷辩论,我和王志军一一反驳论述他们对《论语》诸条和我们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俩死守《论语》章句,只要他们引用到对我们不利的经典,或者是今古经学的观点和不同的解释,我们就以《论语》是孔子原话,《论语》所言才是经典正解对应,用《论语》中的话进行反击。一天下来,最后竟然让他们哑口无言,初步接受了我的以人为本的解释。
顺便,我们也强调记载孔孟原话的《论语》及《孟子》二书的重要性,直接提出宗周而复孔子本学的口号,努力确立这两本书的权威性。汉儒并不很重视这两本书,不过没有任何人会对这两本书是孔孟原话有所怀疑,而且这两本书汉代各家的分歧也不如其他经书那么大,所以,首先我们先抛开繁复的经书,避免在很多问题上因为各家对经文的文字传承和理解不同而纠缠不清,强调这两本书记载的是孔孟的原话原意,是孔孟对经书的实践和正宗无二的心传,把这两本书的地位提高到超越其他各经书的地位。
君子之仁以人为本基本确立后,接下来,是仁义一体,孔子谈仁,孟子谈义,仁义一体无二,则孟子地位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继而以《论语》、《孟子》的话来论证国家之仁“以民为本”,这里孟子的话更直接一些,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且论语中也不乏可以附会引证的条例。
再接下来,以“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意思是说,好比画画要以素白的纸为底,才能衬托出画的绚丽)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为切入点,强调所谓“礼后乎?”就是礼“后乎仁”也。是仁在礼乐先,礼乐在仁后。再以“里仁为美”、“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等提到的次序来辅助论证上述观点。最后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等条目论述如果符合仁则即使不符合礼乐也应当做,而不符合仁,则即使符合礼乐也不能为之。
以“子不语怪,力,乱,神。”、“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来批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各种谶纬(chèn-wěi)之学。郑玄等以“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来反驳,我俩则以“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只。”’子曰:‘丘之祷久矣。’”、“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等条目来说明鬼神之事,非人力能擅自叵测,所以君子如果尽已经尽了人事,则不用问鬼神也有福,而不尽人事者,即使再三向鬼神祈福也是没用,所以孔子不参加祭礼,祭礼做得再好也没有任何用处,还不如干脆不行祭礼,而是好好的尽人事。那些反过来借着鬼神之事来妄谈人事的说法,更是违反了孔子的理论,都是不欲尽仁义却以虚说诳人罢了。立论之后,再论及著名的所谓“代汉者当高涂”这种谶纬说词,给这些书扣上一顶鼓动谋反、大不逆的帽子,连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统统予以彻底的否认。
《论语》、《孟子》讨论完毕,再复习《孝经》,《孝经》在我俩看来也是颇有可取之处,其实在《孝经》中并没有对臣子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反而说明了为君父者该做的事。首先,开篇先是讲天子之孝,然后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我俩附会发明说,这说明孝道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要自上而下,“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和禁。”所以必须是在上位者之君、父、兄、长自身先行教化,然后在下位者之臣、子、弟、少才能遵之行,如果上位本身不正,然后才有下位不整,所以不孝当先责之于上。其八《孝治章》也说:“治国者不敢侮於鳏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所以我俩论述认为,孝不仅仅是对为下者而言,更主要的还是对为上者而言,为君者要先敬士民,得民之欢心,而后才能要求士民“事君”,为父者必须要先敬妻子、和臣妾,得家人之欢心,然后才能要求家人“事亲”,如此才能符合“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接着是《诗经》,其他的也就算了,但是对于其中的大量的爱情诗,则以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周礼-地官司徒》中“媒氏”之官执掌也有一条:“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以《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我俩发论道:人伦为天地之大、文明之基,故古之明王必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世间有孤男寡女,相当于天地有孤阳孤阴,有违大和。夫妻之人伦只要以婚姻为依托,而不是以淫乐为目的,“思无邪”,就可以“兴于诗,立于礼”,可以先两情相悦,再行之以媒妁聘嫁之礼,这就不应该视为淫乱,而是虽然与礼有不和,却仍然符合人伦之大道。论诗必须要跳离汉儒窠臼,不能离开孔子以诚伪论《诗》,而代之以礼义是非评估诗情,否则就陷入无可解脱的矛盾:“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孔子论《诗》评人皆贵真而恶伪、不贵体而贵用之义。
《周易》、《春秋三传》、《尚书》我们还没有精力一一阐发,只是在复习中尽量以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尤其是从中寻找起码可以说“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论依据,而不是法家所谓天下权柄都要集中到君王一人手里,君王也应当待臣子以诚,依靠臣子治理天下,而不是法家所谓的以诡秘的权术控御臣子,使臣子讳末以深。
等学到《周礼》,则我们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为冬官司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黄帝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其臣宁丰制陶,化狄造舟,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以证明工农都是国家根本,圣人用心之所。再以孔子不答稼圃,孟子非农家学者许行来批驳法家以农业为国家唯一之本的荒谬说法,并且指出汉代儒家不遵从孔孟正说,而是追逐韩申尊农废工商的邪说,许行的衣、冠、釜甑、铁等物,都需要以粟易之,也就是说天下不可无工、不可无商,孟子已经明确地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也就是说治理天下的根本是使农工商各安其业,教以仁义,辅以礼乐,而不是废工商而仅仅鼓励农业,这样的做法是“乱天下”,无能治国家。当然,孟子马上又说了“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本意,恐怕也只是说当君王的不能亲自去干农活,不过我们就不在这里深究了,毕竟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提出什么人生而平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经书,最终终于以所谓的复周(公)孔本学,罢黜法家邪说的旗帜,在儒学理论上迫使郑玄、卢植、孔融、管宁等承认:1、儒学以仁为本,仁义一体,礼乐等必须服从仁义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2、君子之仁以人为本;3、国家之仁以民为本;4、工商农三者皆三代以来先王立国之本,而不是法家所谓的独尊农而废工商;5、孝不仅仅责于下,为上者也必须要严守自己的那份孝道要求;6、夫妻大伦,先有真情,后从礼节行婚姻,乃是周公治礼所允许的,孔子论诗以“思无邪”,且孔子“诗三百皆弦歌之”,所以不为淫乱,而是真情至诚,所以论礼也必须要先论其诚。
接下来,我和王志军开始编撰《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和《孝经正义》三书,编撰完成,交给郑玄、卢植、孔融、管宁四人考订补漏,增补阐发。最后以我们六人作为作者,发刊付印,并且作为东海书院的教材使用,同时在全天下发售。以后等有时间,我还打算和他们一起继续编订其他诸经正义,以作为我的理论依据,批驳汉儒及法家的学说。
三本正义发到东海书院的学子手中,顿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反对者甚众。于是,我亲自带着郑玄等人于东海书院讲学,并且专门开辟场所供学子们辩论考究。头十天,几乎是人人都反对我们的所有论述,到第二个十天,基本上是人人都有对我们的不同见解,但是也人人都有赞同我们的地方,到了第三个十天,就变成一半的人基本全面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剩下的一半人也只对具体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再到了第四个十天,基本上在原则问题上已经没有人激烈的反对了,而且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支持我们观点的相关考证和议论,第五个十天,终于,除了对我们的引用、注释有不同看法、认为有的地方引用不当不能作为论据外,我们的主要观点已经没有人反对了。
于是,我在东海学院入口处立起一座照壁,于上大书“宗周复孔”四个大字,然后将前期学子们的质疑、答辩以及大家的议论回复,全过程分批汇集成册,正式发行月刊《东海学刊》,让东海学院以外的人以及以后的学子们了解我们的观点,并且知道我们的观点已经经过了哪些讨论辨析,以方便其他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这些学刊结合前期发行的三本《正义》,四方的各种不同的议论渐渐减少,而青州所谓的文治一时蔚然,颇有可观,学子们也主动自觉的开始对其他经书中进行阐发考证,以补充证明我们的观点,同时在全国鲜明地树立了“宗周复孔”的旗帜,反对汉学及罢黜法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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