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长路 第四十四章大逃港上

    吃完午饭后，心情大好的李建业准备前往徐伟家，和他一起出去到街上走在，然后度过这个周六下午。

    来到徐伟家里，李建业发现徐伟正在房间里和课后作业奋斗，问起李建业的来意后，徐伟顿时放下已经弄得自己心烦意乱的事情，提议先玩一会游戏再去逛街。

    得到李建业的赞同后。徐伟从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将红白机拿出来，连上电视，插上游戏卡，并递给他一个游戏手柄，和他一起玩起双人游戏。

    正当两人玩得高兴的时候，徐伟的老妈曹雅从楼下走了上来，并告诉两人一个不幸的消息，由于徐伟老爸徐文强需要前去为便利店进货，需要一个人一同前往，帮忙搬运采购的东西，所以徐伟现在被征召了。

    如果要玩游戏，要么李建业一个人玩，要么大概等两个小时以后徐伟回来再一起继续。

    听到这个意外消息，李建业觉得还是等徐伟回来再继续，不然自己一个人在别人家里多不好，虽然自己和徐伟一家关系很好，不过如果自己现在一个人在这里玩游戏，还是有些尴尬。

    同时自己来到香港以后，活动的范围一致很窄，除了去过旺角和中环等很少的地方外，香港的其他地方自己都没有去过，现在自己也没有事情，不如和徐伟一起出去，还可以熟悉环境，了解一下香港长长见识。

    想到这里，李建业立刻对着曹雅问道：“曹阿姨，既然现在我也没有事情，那我能不能和徐伟一起去，到时也可以帮忙一下，分担一下劳动量”。

    听到李建业也准备一起前往，徐伟顿时很高兴，也在一旁帮腔：“是啊！老妈你就同意他一起去吧！要搬那么多东西，多一个人多好啊。而且李建业也不是外人”。

    看到李建业一脸期望的样子，而且自己儿子也很想让他跟着一起去，曹雅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一起去，不过一定要听你徐叔的吩咐，不能乱来，徐伟你也不能得意忘形，要照顾好李建业，我们现在下去吧”！

    看到老妈已经同意，徐伟高兴得跳了起来，同时嘴巴像抹了蜜一样甜：“老妈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不过老爸那里”？

    “你爸那里我会搞定的，又不是什么大事，快走不要磨磨蹭蹭了”。说着曹雅带头走了下去。

    来到楼下，李建业立刻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载重1.5t的双排小货车，在徐伟的带领下他们爬上了货车的后座，在等待徐文强的过程中，徐伟开始给李建业讲了讲一下，等下应该注意的小事项。

    随着时间的过去，在徐伟的介绍中，货车开始行驶进入荃湾区，随着汽车的停止运行，李建业一行终于来到目的地，一个靠近路边的小型食品厂。

    走下汽车，李建业和徐伟跟在徐文强身后，走进了食品厂内部，看着老爸和工厂的老板，站在办公楼前面正在沟通，徐伟用手指捅了捅正在观察环境的李建业，等到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这里以后。徐伟神秘兮兮地靠近他的耳边小声地说道：“你知道这个老板是哪里的人吗？我告诉你可不要说出来，这个老板是十几年前从大陆游过来的，怎么样很吃惊吧”！

    说完以后徐伟盯着李建业的脸，准备看他听到自己说出这个秘密以后，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和自己第一次听到以后，露出同样震惊的表情，可惜李建业的表现却给了他现实的一击，听到他说的话后，李建业根本没有惊讶，而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

    徐伟以为李建业没有被自己所说的秘密所震惊，却不知道他的心中早已如同烧开的热水在翻滚，只是因为强行控制住自己的神情，所以没有在脸上表现出了而已。居然是“逃港者”，李建业重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逃港者，不过又立刻想到现在所处的时间段，那么看到逃港者也就不意外了。

    对于逃港者，李建业也是后世在网上看过，陈秉安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

    对于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到当时的时事政治，受到当时的宣传管制，所以知道的人，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变少。但说起深圳的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是这么一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才知道深圳的，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地方，而是选择深圳，这其中又有什么来龙去脉，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李建业也是看过《大逃港》以后，才了解其中缘由。

    提到逃港，陈秉安最有发言权。1988年，他在深圳一家杂志社工作，此前他在采访时听很多人提过逃港，并深受触动，就决定写一写这个题材。

    此后22年间，他奔波于深圳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入笋岗桥收容所听逃港者们的倾诉；也曾游走在香港穷街陋巷以及高楼大厦间，听逃港者谈他们的坎坷与得失。在他采访的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中，不乏富商巨贾，比如金融集团总经理叶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gd省委原书记。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特殊时期”“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gd、hn、hb、jx、gx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

    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亩产万斤”更是引起了大饥荒。

    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特殊时期”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

    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gd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gd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前面写的第四十四章已经被河蟹，所以重新写了一遍，不知道还能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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