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长路 第四十六章大逃港下

    港英政府也在1974年宣布实施抵垒政策。偷渡者需要突破港英政府在边境设立的防线，到达市区才能获得香港身份证明。此前，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后，就不会被遣返。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70万，多则200万。据估算，应该在100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万，1980年是500万左右，现在是700万。那30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这还不计那些被遣返，或根本就消失在漫长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

    其实对于经过千难万阻达到目的地的众人来说，来到香港也并不是就衣食无忧了。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从而融入了主流社会，成为逃港者的共同经历。

    1975年，在沙田一家纺织厂，陈克治和妻子“顶工”的名声传遍全厂。每天都有人找他们顶班，以保住这个月的勤工奖。作为回报，他们每次能拿到20块钱的报酬。

    每天，陈氏夫妇从下午3点工作到隔天7点，连续16个小时。车间闷热逼仄，即便是冬天，也要在进车间前换上短袖衣服。他们与另几名偷渡工人，被认为是全厂最拼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在香港立足。后来，他们开始承包工程，并于1995年用438万积蓄在红磡购买了第一套房。

    从曾经的“黑五类”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走上与上述逃港者不一样的道路。

    初抵香港，他在空调安装店当学徒，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们难以适应香港的“全英文化”，遂参加了“让中文成为法定语言”的游行运动。而后，他辞职进入“社区补助协会”，踏入政途。

    “律师所里是看不到劳工的，一方面是没钱，更重要的是劳工缺乏法律意识。”由于当时香港律师行业普遍的歧视，上世纪70年代，刘千石将关注点放在了劳工教育和劳动立法上。

    1991年，香港地铁公司提出：若乘客们在繁忙时间搭乘地铁应该交附加费。时任“基督教公务委员会委员”的刘千石在各大电视台公开宣称：若该规定成立，他将在不告知时间地点的情况下以卧轨行为反抗，最终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支持，并于1991年以67000多票的最高票当选立法会委员。

    事实上，在香港各个领域都不难发现逃港者的身影：写下诸多畅销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与戏剧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倪匡就是一名逃港者；而于1962年逃至香港的罗文后来被称为“乐坛教父”，他写下的《前程锦绣》被逃港者们认为是他们的内心写照，歌词中的“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一句与他们逃港时等待黎明的出现心境一致。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虽然有一小部分逃港者成为了事业成功者，但是更多的同行者还是作为普通人，存在于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

    多数逃港者并未像刘梦熊一样，经常受邀出席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话题从股票点评到香港时事政治，长期处于聚光灯下。

    喜欢诗词的李龙云（化名）很少参与逃港人的集会，他常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1971年，他经澳门偷渡来港，第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里纺织布匹。如今他在香港还有一间办公室，偶尔接收订购布匹的订单。但常常一个月都接不到几张，便干脆在办公室里练起书法。

    在香港，还有许多像李龙云这样未被公众所知的逃港者，他们当中有人在建筑工地工作到晚上9点才收工，有人会在清晨6点半准时出现在干诺道上，开始清扫街道上的灰尘，有人每天在红磡地铁站出口派发报纸，还有人直到午夜仍在屯门v－city楼下开着出租车等着载客。

    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我们所说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干，其实都是来自这些人。真正的香港奇迹，是这些人，是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特殊时期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至于是谁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这里还有一种是说法是，1978年席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后，他下令实行的；不过我认为前一个应该更加真实，主要是时间对不上，不过想想现在是谁当家做主就会理解了，不懂的把“席”改为“习”百度一下资料看家人名字。）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席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

    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但还是要讲。”那位基层干部坚定地回答道。

    席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书记方苞带他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席仲勋很受触动。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二代目。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二代目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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