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之辩
老庄、长桑公子、庄周、惠施来到了最后一个辩厅,也是第十个辩厅。辩厅里,各家各派正在激烈地争辩着如何治理国家?
农家学者许行说道:“我们农家学派在学术上只是个小门小派,但是我们农家的人口在全天下那可是最多的,我们所从事的农业那可是我们全人类的衣食之本,我们农家所担负着供养全天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重任,因此,农业生产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让所有的农者都有田耕,只有农者有其田,才能保证人人有其食,人人有其衣。民富则国强,国强则民安。所以,治理国家当务之急首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搞上来了,别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就是贤者,也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统治者不要‘厉民而以自养’。只要人人平等劳动,自食其力,那么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好!许行大哥说得好!”庄周、惠施鼓掌叫好,只有少数人跟着庄周和惠施稀稀拉拉地鼓着掌。庄周环视四周,心中纳闷,怎么掌声这么稀少?许行大哥说得不是很好嘛。
一兵家学者站起来说道:“许学者此言差矣!国家必兵强,兵强国才能富。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国家怎能不被欺负,人民怎么才能安宁?看现在的社会,哪天不在打仗,哪天没有流血牺牲?大欺小,强凌弱,靠的是什么?是实力!实力是什么?那就是军队!军队强,则国强;军队弱,则国弱;国弱,则民必被欺!”
一墨家学者站起来,说道:“这位学者忧国忧民之心实在令人钦佩,军队建设固然重要,可建设军队靠的是什么?对,是财物!竟既然说军队建设靠的是充足的财物,可财物又从哪里来呢?对,庄周说得对,从人民那里来。更确切地说是农民通过农业生产给所有的人类提供衣食,又为国家贡献出了充足的财务费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一法家学者站起来说道:“富国强兵,无可厚非,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考虑和要做的重要事情,但是,就算是强大的国家,富庶的国家,它都更重视农业生产。比如说,以前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听说商鞅现在在秦国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业’,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业’。所以,我们不能‘舍本求末’,当然兵家肯定不是‘末业’。而农业生产不仅是为了‘地利’,其实它还可以‘贵其志’。为什么说还可以‘贵其志’呢?因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对国家政权有明显的三大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利’,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一句话,农业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惠施忍不住站起来说道:“这位老先生说得有点靠谱。农业本就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管仲,管老爷爷在这方面做得就很漂亮,他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顺民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为什么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呢?因为他认为,富民政策一可以带来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二对社会秩序的安定也起到很好的重要作用。管仲老爷爷还认为,‘顺民’,就是顺从民众求逸乐、富贵、安全、繁衍后代这四个方面的需求。其中,民众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丰衣足食。他有一句话就是这种需求真实的写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民富了,国富、政安、兵强、霸业这四个方面都有了前提。因此,他的改革切中要害,实事求是地从富民入手。而他的富民政策关键的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结果大家伙儿也看到了,齐国终于国富兵强了。齐国就是凭借着富国和强兵的实力,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终于称霸了天下!”
“好!说得好!”老庄率先鼓掌叫好,长桑公子也及时跟进。
众人见鼎鼎大名的老庄和天下闻名的神医长桑公子都鼓掌叫好了,还犹豫什么?况且惠施这小子小小年龄,竟有如此的见解也非常见,也真实属难得,于是也都跟着拼命地鼓掌叫起了好。
庄周则伸出双掌向惠施击掌道贺。
掌声稍稀,一道家先生叹道:“唉,现实真残酷,理想太遥远啊!那种‘小国寡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喽!”
一儒家老者站起来说道:“是啊,现在的社会现状真的是很令人痛心疾首啊!看看现在,已是礼崩乐坏,要想重回周期的礼仪盛行的时代,还得靠我们大家伙儿的努力才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次崇尚‘礼乐’和‘仁义’。要让人民‘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等级的上下尊卑关系;还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还社会,还国家以和谐。政治上,必须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就是实行惠民政策,对人民宽刑罚而重教化,希望统治者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安康,社会才能太平!”
青年墨者站起来说道:“这位老先生说得好呀!可您知道这种乱世到底从哪儿乱起的吗?一个治理国家的,必定要知道乱是从哪儿起的,才能治理。如果不知道乱从何处而起,那您如何来治理?就像医者治病一样,一定要知道疾病的来源,才能对症下药。如果不知道疾病的来源,那么您将如何医治呢?”
儒家老者不悦,问道:“那么您说到底乱自何处呢?”
青年墨者答道:“源自‘不相爱’!为什么这么说呢?臣子对国君为什么会不忠呢?因为臣子自爱而不爱君,所以他损害国君的利益而自利;弟弟对兄长为什么会不敬呢?因为弟弟自爱而不爱兄,所以他损害兄长的利益而自利。这些‘不忠’,‘不敬’都是违反伦理的事。起源就是‘不相爱’。反过来看,如果国君只爱自己,而不爱臣子,于是他损害臣子的利益而自利,所以对臣子就不惠爱;父亲只爱自己,而不爱儿子,于是他损害儿子的利益而自利,所以对儿子就不慈爱;哥哥只爱自己,而不爱弟弟,于是他损害弟弟的利益而自利,所以他对弟弟就不友爱。至于盗贼的抢劫、大夫的互争,诸侯的互攻,道理也大致如此相同。盗贼只爱自身,而不爱人身,所以他残害别人而自利;大夫只爱自己的家,而不爱别人的家,所以他侵扰别人的家而自利;诸侯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他攻打别人的国家而自利。这一切的乱事,可不都是起源于‘不相爱’吗?人人只爱自己便造成了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和伤害。”
“那么,怎么去解决‘不相爱’呢?”有人大声问道。
青年墨者答道:“那就是‘兼相爱’!‘兼相爱’就是互相爱的意思。如果天下人人都能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样不但利他,其实也正是利己。爱人的人,一定会被人爱。只要人人相爱,人人排除自私自利的心,那么,还会有不惠、不忠、不慈、不孝、不友、不敬的事情发生吗?把别人的家视同自己的家,把别人的国视同自己的国,还会有盗贼的偷窃、大夫的争夺、诸侯的攻伐吗?假如天下的人都能相爱而相利,人与人不相损害、家与家不相侵凌、国与国不相攻伐,那么,天下不就安宁无事了吗?所以,我们墨家的祖师墨老先生劝守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一句话,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结果,可使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娣,由人伦的和谐关系,迈向如儒家所说的‘大同世界’!”
一法家学者站起来,呵呵笑道:“儒家这位先生和墨家这位学者说得好哇!你们这种理想听起来还是蛮吸引人的,如果真能实现还真是不错。不过,理想终归是理想,与现在的现实还是有差距的,你们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于事无济,于事无补。想要恢复礼制,想要治乱必须靠‘法’,只有‘法’才是治国的根本!”
青年墨者也呵呵笑道:“这位法学者所言差矣!虽是理想,但只要我们努力地去推行,终会能实现。您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因为您不知道它的利益,不能辨明它的功效,才有这样的看法。一般人认为最难的事,莫过于攻城野战,为了名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了,但是,在上的君主如果喜欢,他的部下也能够做到。何况‘兼相爱,交相利’和这个完全不同,它非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且凡是爱别人的,别人也必须会爱他,有利于别人的,别人也必会对他有利。可见,实行兼爱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只不过因为在上位的人不愿实行,而社会上一般人士不能实行罢了。我这里有三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比施行‘兼相爱’困难的事,却在君主的喜爱下被实行了。第一个故事是,从前,晋文公非常节俭,他喜欢穿粗布衣服。当他在位的时候,晋国的人都穿粗布做的衣服。我们知道想要有权有势的人穿粗陋的衣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因为国君喜欢,臣子也只得勉为其难地照着做了;还有,楚灵王喜欢细腰。当他在世的时候,楚国的人士着意节食、束腰,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从肋下吸口气,才系上腰带。满朝的臣子用力扶稳才站得起来,扶着墙才能向前走。过了一年,他们都饿得又黑又瘦,又干又弱。我们知道,节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因为国君喜欢,臣子们就都照着做了;还有,越王勾践喜欢臣下勇敢,训练他的将士三年,想试验一下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告诉将士们说‘越国的财富就在这里’。越王亲自击鼓令他们前进,将士们听到鼓声,拼命向前,争先赴火而死的约一百余人。越王很满意,这才鸣金叫他们退下。当这个时候,如不停止鼓声,越国的将士们就要伤亡殆尽了。我们知道,以火焚身是一件绝对难以做到的事,然而因为国君喜欢,将士们也就照着做了。从这上面三个故事看来,粗服、节食、赴火都是很难做到的事,但是因为国君喜好提倡鼓励的缘故,民风就随着转移,这无非是迎合上面的意思罢了。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做起来对大家伙儿都有利,而且十分容易做到。如果在上位的人喜欢这样做,用奖赏来鼓励大家,用刑罚来强制执行,大家对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响应,就像火一样熊熊然上焚,就像水一样滔滔然下流,是防堵不住的。”
法家学者哈哈大笑。
青年墨者问道:“我说的不对吗?”
法家学者收回笑声,微笑地答道:“您说得非常好,非常精彩!但是,您自己也承认了要想‘兼相爱,交相利’应该用奖赏来鼓励大家,用刑罚来强制执行。这叫什么?这就叫‘法治’!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熟贵贱,一断于法。严格按法律、规定进行奖赏和惩罚,以此来辅助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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