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二百三十六节 援助和暹罗

    第二百三十六节 援助和暹罗

    如今时间已经到了1938年4月中旬，中日两国持续大战，日军大本营对部队不断扩编军队，并对军事部署作了相应调整。调整以后，将全部陆军编为34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1个骑兵集团。

    决定将侵华的“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新编成华北方面军飞行队。上述兵力的部署：除皇家师团、近卫师团、第11师团驻国内、第19师团驻朝鲜外，其余全部用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计驻中国东北(满州)的有8个师团(第1、2、4、7、8、12、23、104师团，其中第104师团归大本营直辖)、1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驻华北的有9个师团(第5、14、20、21、26、108、109、110、114师团——被范哈儿打残以后，补充新兵调到华北打清剿游击队去了)、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队;驻华中的有14个师团(第3、6、9、10、13、15、16、17、18、22、27、101、106、116师团)、1个支队、1个航空兵团;驻台湾的有1个独立混成旅团(欠波田支队)。

    这样一来，先不说海军力量，仅仅是实际达到40个师团的陆军兵力数目，就已经和日军高层在战前预估和苏联开战需要的兵力，仅差两成而已了，完全超出了他们估算的需要对华用兵数目。

    尤其是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在上海战场、苏嘉战线和南京战场的伤亡，甚至连师团一级的部队，也被打残得只剩下几个大队的士兵，给日军实力造成极大的损伤。实际兵力数目，已经不够40个师团的战力了。

    所以作为天皇代表的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裁仁亲王，这一次在看到有将领提到苏美两国后，难得在大本营正式表示：

    “在华战略必须注意调整，不然持续增兵、扩军，可能会将整个国家陷入泥团。”

    “皇军在华战争中，已经达到了警告和报复中国的目的，只要能够巩固目下的成果，战事即可告一段落。”日军参谋部的高级几个将领，立刻响应参谋总长闲院宫裁仁亲王的发言。

    但是对头军令部立刻有人跳出来：

    “对华战争，应当举一役而功成，即便打下南京后，中国政府拒不投降，也应当继续将战争进行下去，迫使中国人投降。占领整个中国之后，才能让帝国更加有力的对付美苏两个大敌。”

    日本人的内斗精神，其实不比中国人差。

    最著名的陆海军之争，如果还算是良性竞争的话，那军令部和参谋部的争斗，就是比较明显的派系争斗了。

    在战前，日军参谋部倾向采取的方针是竭力避免对中国作战，即使不得己也要把作战限定在一个方向上。军令部的意图是，由于中国的统一和军备不断发展，因而仅以过去那种局部的作战行动就有可能达不成政略目的，考虑到万一，应该制定一个能适应全面战争的计划是必要的。但恳参谋部把促进对苏作战准备放在首位，因而企图把对中国的作战始终局限为局部战争，其用兵纲领中也规定，应根据形势以歼灭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中必要方向上的敌人，占领诸要地为目的。

    不过到了现在，这些都已经过时了。

    不管是将华北事变扩大的香清月等人，还是不顾大本营命令一意要打南京的松井石根，都已经将战斗扩大了到了出乎大本营预料的程度。随着大本营对华战争估计被认定为“保守”，他们再做以后决定的时候，就不会再那么“理智”了。

    陆军大臣杉山只说了一句，就让军令部和参谋部的人一致闭嘴：

    “前线皇军将士还在用命奋战，现在谈收取成果还早了点，起码也得等战线稳定了再说。”

    即便是皇室成员的闲院宫参谋总长，也在看了这位元老一眼，微笑着不再说话。

    虽然在会议上发生了一些争论，但是前线的胜利，已经让御前会议的大多数将领和官员，认定扩大对华战事还是可行的。但是他们也估计到，以目前的兵力投入程度，在昭和14年（1939年）内如仍不能解决日中战争问题，日本将陷于严重的困境，因而决定在政略、战略、谋略上尽一切可能努力在年内解决日中战争问题。

    最后会议决定，要集整个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作为今后处理中国事变的指导方针。

    随后日本内阁又进一步具体决定，攻克南京、太原后，继续举国家一切力量用于攻取武汉及广东(广州)的作战。随后陆军决定首先努力加强军备，以准备对苏、中两国进行战争，同时作为暂时的对策，要以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兵力确保占领地，并在必要时适时进行有限的进攻作战，以压制敌方势力抬头。

    为贯彻上述方针和决策，大本应决定继续扩军，直接将军队扩充到日本对苏美作战时的预期兵力数量，即50个师团的陆军和差不多的海军。

    范哈儿和日本的高层，不约而同的将作战时间，评估在了一年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无疑都在拼时间，拼资源。

    如果这时候中国有一支强大海军的话，对日本进行破交作战，一艘巡洋舰的作用，就超过一个陆军战场的整编师。

    但是很可惜，现在国民党的四大舰队，已经有两支宣告灭亡，只剩下武汉和广州，还有部分残存舰只。

    即便就剩下那么几艘破产，范哈儿建议老蒋下令广州的第四舰队出击，尽量寻找日本的大型货船进行击沉，掐断他们的海外物资供应线和船运吨位，但还是被老蒋估计国际影响，给否决了，仍旧让几艘巡洋舰躲在港口中，不遭到攻击不许主动出击。

    这时候的老蒋，还是一如既往的在顾忌着国际社会。

    在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失败后，中国代表团就一直在集中全力争取英美法的经济军事援助，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在会后发言说：

    “中国人现在不是要求各签字国为我们打仗，但需要物资上的援助，以便使我们得以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

    但是收效甚微，法国因怕开罪日本不允许中国物资从印度支那过境，这是中国除西南外，主要的对外渠道。法国代表说除非得到英美对法国的保证才能允许过境，美国代表说，要美国提供保证，即使是口头保证，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英国代表说对贷款可以考虑，但在作战物资，武器和军火供应方面，则坚决拒绝。美国由于事实上实行了“中立政策”，也不可能对中国提供有效援助。

    布鲁塞尔会议的夭折，宣告了华盛顿体系的破产，表明了老蒋依靠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会上英美法等国奉行的绥靖主义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走上了太平洋战争之路。无怪琼斯说，“布鲁塞尔会议，比惨败还要坏，简直是一场灾祸。”从此西方英法美等国走入了绥靖主义。

    如今南京正是告急之际，武汉最高统帅部还是有点期待国际社会。

    1938年初，驻法大使顾维钧拜会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正式请求法国向日本提出建议，要求日本停止敌对行动。莱热回答说，美英现正忙于应付巴纳号和瓢虫号事件，它们不可能提出一个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

    法国政府则认为中国不能名正言顺地敦促它提出这个建议，因为不久前，中国政府曾接受德国的调停。

    事实上，当初老蒋和范哈儿接受德国的调停，这种举动出乎英法美等国意料，在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引起了猜疑。三国政府都认为德国显然是日本的一个盟国，它的调停只能意味着为日本的利益服务，其方式是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德国出面调停，肯定有它自己的某种目的，那就是劝说中国参加**协定。如果他的意图得以实现，那么中国肯定会走向**集团一边而和英、美以及法国为敌。很明显，那时“蒋介石将军”就要参加德、意、日阵营。鉴于蒋介石将军有这样的倾向，法、英、美三国政府曾感到有必要保持清醒而审慎的态度，所以他们觉得，本国最好是静观德国的调停将以何种方式获得结果，而他们自己则按兵不动。

    武汉方面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只得再找国联，准备把问题再度提交国联。1938年4月，顾维钧收到政府外交部关于向国联申述的训令。

    中国派代表顾维钧、郭泰祺等出席国联常务会议，在会上提出对日如果不能实行全面禁运，也要采取某些限制性的行动，如实行汽油、钢铁、军火禁运问题，会前并向英法苏美政府及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探询态度。

    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禁运未易见效，日本储蓄汽油颇丰，而陆军需用不多。在远东行事，首要者需美国支持，但亦不可对其催促过甚。至于国联，逼之过甚也无实益，徒有空洞决议而无具体办法。苏联与华国境毗连，关系最切，接济较易，当先与其妥商。英国如有可能自当积极援助。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对他说：

    “国联的无能早已彻底暴露，并为人们所熟知，不需要再用什么考验来使它出丑了”。

    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则称最好由有关各国与美国共商时机是否成熟，再开九国公约会议商议制裁问题。如果由英法单行制裁则碍于欧局颇难实现，且恐引起日方激烈反响。

    就连一直想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表示：实行全面制裁困难甚大，苏曾提议先行财政制裁亦遭英法反对。故苏联认为中国以不提制裁问题为宜，否则徒毁国联，于中国也无利。苏联建议中国商请英法苏荷等与远东有利害之少数国家共同出面邀请美国共议制裁，较为妥切。苏联还向英法说明苏联认为日本在中国有事，或可延迟欧战之爆发，于欧战不无裨益。

    英法苏三国态度虽有不同，但均瞩目于美国。

    美国的态度如何呢？美国务卿赫尔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重开九国公约会议，不见有何利益可言，似难收得实效。英法态度狡滑，一味推诿，毫无实际办法，美国无意与之合作。赫尔还暗示：如今虽然中日宣战，但美国国会及人民不会同意对日实行彻底禁运，这无异于与中国结盟，会把美国拖入远东冲突之中。

    所以国联会议上，英法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解决当前冲突必须兼顾事实。若无各国间之充分合作，一切提案均属空言，决难有效。

    制裁日本及援华必须求取有关各国之协调方可收取实效，其余与会各国意见纷纭，有的对中国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有的反对制裁认为负担太重，有的则称鞭长莫及，只能弃权。中国代表顾维钧等在会上发言，对国联的过去政策进行了相当强烈的谴责，但还是重申了对国联的信任。

    他声称，只有各国力行国联盟约义务，方可恢复国联之威望。在讨论会议决议时，顾等力争加入援华具体化及制裁必要性一节，意图在原则上先行肯定援华及制裁的合理性，亦遭反对。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坚持在采取任何援华措施或对日约束行动的同时，必须取得美国的合作。他说这是法国内阁决定的。

    会后不久，法国政府就决定中断由印度支那运交中国的一切武器和装备包括一部分苏联援华的大型武器，中国政府虽提抗议，但到1938年5月末，仍完全停止中国货运。幸好这时候范哈儿提前挖下的三窟，发挥了作用。因为和英缅当局的关系密切，即便英国政府发出了禁令，范哈儿的武器，还是可以和日本从英美获得物资援助一样，源源不断的从仰光港口“走私”进入西南。

    而对于发战争财，直接从交战中的两国获取好处，英国内阁虽然在表面上坚决否认，实际在私底下，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这种态势，在日本海军还需要地方美国海军和英国远东舰队，无力全面进入印度洋的情况下，也只能作罢，只是他们派遣到暹罗，让暹罗参与“缉私”和相应阻拦活动的力度，却是在不断加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范哈儿已经多次接到重庆方面的抱怨，说是暹罗海军干涉太多，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货船进出往来了。

    对于这方面早有准备的范哈儿，立刻下令已经训练了好几年的暹罗皇家军队，立刻进行聚集，准备调遣到云南，随时进入暹罗，对当前局面进行干涉。只是这支部队，训练虽然已经有几年了，在暹罗王室的黄金支持下，装备方面也非常优良，但是受在华暹罗人数量影响，兵力总共不过才一万余人，和暹罗的政变军人政府，还是无力独自抗衡的。

    好在范哈儿对于暹罗的关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持续多年的关注，不仅在暹罗国内结交了大量的反对派反对势力，还将他们拧成一股，基本可以进行合作。

    只是因为约定暹罗皇室和反对派还需要时间，范哈儿只能在开始行动后，将直接让暹罗保皇军队出兵干涉的时间，初步定在了七八月份左右，再早就只能独自行事了。

    自从到到三十年代末，暹罗军人集团中一些极端份子甚至开始主张以最极端的**消灭和种族灭绝措施来“解决华人问题”。

    暹罗著名的历史学家、右翼思想家銮威集.瓦他干于1938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问题，并暗示“暹罗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暹罗境内的中国居民问题”。

    这篇演说在暹罗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国民议会向担任总理的銮披汶.颂堪（他的祖父也是华人）提出质问，暹罗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也对这个灭绝华人的计划表示不满，但军人集团的成员却暗中对銮威集.瓦他干的观点表示赞许。他们想通过这种途径迅速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增加财富，消灭经济上的竞争者。

    这样的情况，到是给了范哈儿一个帮助，暹罗国内部分温和华人，本来并不是很坚决反对銮披汶.颂堪，但现在看到他们竟然有效仿德国，要将华人灭绝的倾向，自然就第一时间，向范哈儿这个强大的祖国华人将军靠拢，并且呼吁那些早期回国的华人、华侨，出面游说西南政权干涉了。

    这些华人、华侨，在抗战开始后，就第一时间捐钱、捐物，虽然直接愿意上战场来参战的人非常稀少，但是对于祖国的挂念，却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对于中日国力的评估，让他们对武汉方面，基本不报信心，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实力强大的“西南将军”范哈儿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