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那些屈辱事儿 第二十章 庚戌之变，鞑靼围城

    自达延汗以后，蒙古社会内部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各部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使蒙古迫切地产生了希望同邻近地区进行和平和市的愿望。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南邻明朝为最理想的对象。但是在一个世纪前的“土木之战”中遭到惨败的明朝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对蒙古仍然采取闭关封锁、拒绝贸易的态度，从而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升级，终以兵戎相见。

    公元1541年和1542年蒙古两次派遣石天爵等人为使臣出使明朝，要求同明朝进行互市贸易。明朝不但拒绝了蒙古互市要求，而且杀害了全部的蒙古使臣。这一举动激起了蒙古人的愤怒，并以朝廷的名义宣布重金悬购阿勒坦汗等人的首级，明朝这一行动激起蒙古首领的极大愤慨，并使蒙古人对明朝采取了报复行为。此后蒙古不断的向明朝派遣使臣要求和谈、休战为和平互市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可是明朝却置之不理。

    阿勒坦汗等人率领蒙古骑兵长驱直入明朝境内，由大同南下，越雁门关直捣太原，攻破沁州(今山西太原南)、汾州(今山西汾阳县)、襄垣(今山西襄垣县)、长子(今山西长子县)等38个州县，后经忻州(今山西忻县)、崞县(今山西崞县)、代州(今山西代县)出雁门关返回蒙古，历时月余。蒙古军所过之处任意劫掠，所获人畜、财物、器械等不可胜计。后来，明朝亦对蒙古采取"烧荒"、"捣巢"、"赶马"等报复手段。

    时隔4年以后的1546年，蒙古再次向明朝派遣使臣，并向明廷赠送白骆驼9峰、白马9匹、白牛9头，还有金、银锅各1口，以示友好。明廷对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直到博迪拉克汗逝世后，阿勒坦汗于公元1549年派兵到宣府镇外将一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射入明朝军营。信中威胁说，如果明朝仍然顽固拒绝互市，蒙古军就将挥师南下，兵临北京抢掠，明朝仍然对此不予理睬。

    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6月，蒙古派兵进攻大同境内，同时将精兵健马埋伏于沟壑之中，并且以百余骑老弱骑兵往来诱惑明军。1550年六月，蒙古派兵进攻大同进行试探，同时，将精兵健马埋伏于沟壑之中，另以百余骑老弱骑兵往来诱惑明军。大同总兵张达出城追击，蒙古伏兵四起，箭矢如雨，张达及其部下均被击毙。张达、林椿振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蒙古军首战即击毙二人，士气大振，自威宁海移驻断头山，调集十余万大军打算深入关南。

    贿赂严嵩子严世藩的仇鸾接任张达为宣府、大同总兵。7月蒙古军再次来犯，仇鸾惶惧无策﹐派心腹送重金给阿勒坦汗，与蒙古军队盟约不再进攻大同，于是蒙古军队向东挺进，仇鸾假装援助京城，明世宗对其大为赏识。

    公元1550年8月14日，集结于滦河、驿马图河和伊逊河流域的蒙古大军，顺潮河川南下，直逼古北口。明将王汝孝前来迎战。蒙古骑兵佯为退却，诱其军队追击。乘此时机，阿勒坦汗率领精骑从防御薄弱的黄榆沟破墙而入，从背后攻击王汝孝，明军大败。蒙古军队顺利南下，经怀柔(北京怀柔县)、顺义(北京顺义区)抵达通州(北京通州区)。不久，又从通州渡河而西，到达北京安定门北面的教场驻扎，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榆河、小榆河等处。

    公元1550年8月17日，蒙古大军抵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区）。

    自1449年的“土木之变”以来，北京百年无警，现在三日之内蒙古大军突然兵临城下，明朝大乱。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

    公元1550年8月18日，仇鸾率大同兵二万最先到达，摆阵于通州河西，保定巡抚杨守谦也到达，扎营于东直门之外。接着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也各率兵先后赶到，共七镇五万余人，人心方定。明世宗拜仇鸾为平虏大将军，总领各路兵马，分别把守北京各门。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由于是便仓促，各路兵马都未及准备，粮草一时无从筹措，士兵只能以饼充饥。

    而且兵部尚书丁汝夔请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　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

    公元1550年8月19日，蒙古兵至东直门。

    公元1550年8月20日，蒙古军队自通州渡河向西，前锋七百余骑到达安定门北面的教场，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仇鸾则不敢正面出击，不断的与蒙古军联络，以求自保。

    公元1550年8月21日，德胜﹑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蒙古兵放回了在湖渠马房内捉到的御厩内官杨增。阿勒坦汗让他进城向明朝递交一封信。信中要求明朝只要答应同蒙古进行互市贸易，就可撤兵拜师，蒙古军队咄咄逼人。但即使处于绝对主动的地位，没有攻城也没有提出“与我大都”的要求，表明他的目的，的确仅仅在于通贡互市。明世宗立即在西苑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问到如今之事当如何应付，严嵩仍然反对同蒙古进行和平互市，但徐阶建言如被逼同意，有失明朝的颜面，可借口“其书皆为汉文”难信，要求蒙古军队先撤兵，“另遣使赍番文，回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刚愎自用的明世宗至此一无所错，只有同意徐阶的主张。

    公元1550年8月22日﹐蒙古兵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

    公元1550年8月23日阿勒坦汗向白羊口方面撤退。当时大雨弥日，千里之内，泥泞难行。蒙古军认为白羊道狭窄，怕明军设伏偷袭，中途掉头，一半由高岸口、镇边城等处，一般由古北口旧路全部出边。人马疲乏，皆不成军，这已经是28日。各州县报，被蒙古军队掠夺的人畜达二百多万。1550年是干支纪年法的庚戌年，历史上将这次蒙明战争称为“庚戌之战”。这次是继1449年也先太师在土木大胜明军近一个世纪后，蒙古对明朝又一次重大的胜利。

    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同时庚戌之变不仅暴露了明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面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14]